更令赫尔蒙德先生惊喜的是，通过交谈得知，那位日本人居然和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只不过两人人校年份不同，所学专业各异，一同在校期间，从未有过接触。没想到却在德国初次谋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相谈甚欢。
“就这样，从此我和日本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后，富士公司与当时在加拉加斯的原代理合同期满，我顺理成章地成了新代理，而且一做就到今天。再往后，佳能、索尼等品牌进入委内瑞拉市场，见我做日本照相器材已有很长时间，熟悉他们的行事习惯，自然觉得非我莫属。”
“当初是富士主动找到我的，并且开出了允许赊销的优厚条件，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下来。再说德国相机虽好，可是价格太高，日本相机便宜，质量也越来越好，还是很好卖的。”
赫尔蒙德先生坦言，代理日本品牌是迄今为止他在生意上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因为自那时起，前后不过十余年，日本照相机就从跟风的小伙计，迅速成长为行业的领跑者，这让所有的代理商都赚得通体满盆，他自然也不例外。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打开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新局面。
我后来从秘书那里得知，由于业务关系，赫尔蒙德先生去日本的次数多得数不胜数，他还曾经担任过委内瑞拉一日本商会主席，多年来一直是历任日本大使的座上宾。为衰彰几十年来他为两国经贸发展做出的贡献，2006年，日本政府专门向他授勋。
谈到这里，赫尔蒙德先生哭笑不得地表示，为了这次授勋，那段时间，日本使馆今天寄来表格，明天打来电话，把他和老秘书折腾惨了。
这其中，最令人尴尬的是表格中有些必填内容，如身体是否有残疾、有的话在什么部位、家族是否有遗传病史、是否有犯罪记录等。这些在西方人看来严重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害得秘书无所适从，捧着表格在门外踱来踱去，却始终不知如何开口。最后，老太太只得硬着头皮闯进办公室，把表格放到案头转身就跑，弄得赫尔蒙德先生一头雾水，仔细看过才恍然大悟。
“你如果向我颁发勋章，就应该信任我，反之，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弄得本应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到头来比审讯犯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赫尔蒙德先生一脸无奈地诉苦。
再往后，连日本大使都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专门请赫尔蒙德先生到官邸吃饭，并借机忙不迭地打圆场：“实非在下所愿，全是外务省旨意；身为政府仆人，只得照实转递；东京一贯如此，绝非只针对先生，希望不要往心里去……”声音越来越低。
意外救驾
时光飞逝，我在委内瑞拉的几年充实忙碌，与赫尔蒙德先生的忘年之交，也因为有徕卡牵线而平稳地延续。
未曾料到，老先生后来竟还在工作上拉了我一把，确切地说，应该是拉了中国大使馆一把。
转眼间，使馆的新办公楼竣工在即。新馆就坐落在赫尔蒙德先生家山脚下繁华的梅塞德斯商业区。
然而好事多磨，工程到最后阶段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天，新馆所在地的巴鲁塔市（相当于北京的区级行政单位）政府一纸文书，勒令停止正在进行的馆舍围墙施工，已建成的部分必须立即拆除，理由是院墙位置违反了市政规划有关规定，侵占了墙外的人行便道。
对于市政府的决定，从行政部门到施工单位，使馆所有人都感到蹊跷。因为新馆两边是已经存在多年的当地建筑，与左邻右舍相比，正在垒砌的使馆院墙并未凸显毫厘，所谓侵占人行便道之说毫无依据。
找市政规划部门交涉，对方态度强硬，寸步不让；找市长沟通，对方百般推诿，深藏不露，工程不得不暂时搁置。
面对这种情况，使馆分析，近年来，委内瑞拉政府派与反对派势如水火，后者用尽各种手段试图推翻查韦斯总统未达目的，部分激进成员遂将这一结果迁怒于发展良好的中委关系。而巴鲁塔市市政选举在即，在任市长有意连选连任。不排除他为赢得辖区内以反对派为主的中产阶级以上选民支持，采取通过给中国使馆馆舍施工制造障碍，达到既难为中方，又让查韦斯政府难堪，从而提升个人形象，为竞选助力这么一个一箭双雕的目的。
基于上述判断，馆里认为，如若对方意图果真如此，则围墙的事已演变成了棘手的政治问题，绝非简单技术层面即可了断。那样的话，无论是请中央政府出面斡旋，还是直接找市政当局交涉，均难取得理想效果。
这时，大使突然想起我以前引荐他到赫尔蒙德先生家的那次晚宴上，巴鲁塔市市长曾陪同在座，于是找到我说：“赶紧通过你那位徕卡老头儿从侧面了解情况，可能的话，安排我与市长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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