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像平时一样，早晨５点钟，铁锤敲打着挂在营指挥部旁边的钢轨，催人起床了。断断续续的叮当声，透过结了两指厚的冰的玻璃窗，听起来很微弱，而且不久就沉寂了：天气很冷，看守不愿举胳膊敲打很久。
     叮当声停息了，窗外的一切依然和夜里一样，舒霍夫爬起来上便桶的时候，还是一片漆黑，窗外只见三盏昏黄的灯：两盏在警戒区内，一盏在劳改营里。
     不知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开营房门上的锁，也听不见值日员往外抬便桶的声音。
     舒霍夫从来不睡懒觉，总是按时起床。上工之前约莫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不是公家的；凡是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总能挣到一些外快：用旧衣服里子给人缝手套什么的；把烘干了的毡靴一直送到阔气队员的床边，省得他光着脚围着一大堆毡靴打转，老找不到自己的那双；或者顺着一间间储藏室跑过去，给人做点什么，打扫打扫，替他搬点什么东西；或者到食堂去，把桌上的钵收拾起来，一摞摞地送到洗碗机里，顺便可能捞到一点吃的东西，但是愿意在那里尽义务的人很多，多得难以应付，最糟的是：要是碗里剩点什么，就忍不住要拿起来舔舔。不过舒霍夫牢牢地记住了他的第一个队长库焦明的话。库焦明是劳改营里的一个倔犟的老犯人，到１９４３年为止，他已在劳改营里蹲了十二年了，有一次他在一条荒凉的林间小路上的篝火旁对新近从前线补充到他队里来的队员们说：
     “小伙子们，这里按照泰加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法律办事。可是在这里人们也要活下去。在劳改营里，谁要是舔了别人的饭碗，谁要是想进卫生所，谁要是到队长那里去告密，那他就是去找死。”
     关于告密的人，他当然是说错了。那些人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不过他们都是用别人的鲜血来保护自己的。
     舒霍夫总是准时起床，可今天却没起来。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觉得不舒服，不知是发冷还是浑身酸痛，躺了一夜也没暖和过来。梦中他恍惚觉得，一会儿他病倒了，一会儿又稍微有点起色。他真不愿意天亮。
     但黎明却照常来到了。
     在这里根本没法儿暖和过来，窗上堆着小冰山，沿着整个营房——好大的一所营房！——四壁和天花板接缝的地方都结满了白色的蛛网。那是霜。
     舒霍夫没有起床。他躺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用一条被子和一件呢上衣蒙着脑袋，两只脚一起伸进棉袄的一只扎起的袖筒里。他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凭声音他知道营房里和他那个小队所住的角落里所发生的一切。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是两个值日员抬着一个八维德罗俄容量单位，１维德罗等于１２３升。的便桶。抬便桶这个差事被认为是老弱病残干的轻活，可是你去抬抬看，还不许弄洒！７５小队有人把从烘烤间里拿来的一捆毡靴咚的一声扔到地板上。接着舒霍夫那小队也有人把毡靴往地板上扔（今天也轮到他那小队烘毡靴）。正副队长默默地在穿靴子，他们的铺板轧轧直响。小队副现在要到面包房去，正队长则要去营指挥部，去生产计划科。
     队长到生产计划科去是为了找派工员领任务，不过今天和往常有些不同。舒霍夫想起来了：今天要决定命运了——生产计划科打算把他们１０４小队从小型工厂的工区赶到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新工区去。这个“社会主义生活小城”是一片荒野，有几块积雪的洼地，而且动工之前先得掘坑、埋柱子、拉上带刺的铁丝，以防自己的伙伴逃跑。然后才能开始建设。
     说实在的，在那里将有一个月无处烤火——连狗窝都没有一个。篝火也点不起来，用什么生火呢？只有拼命干活才是惟一的生路。
     队长忧心忡忡地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去了。他想让另一个行动迟缓的小队顶替自己的小队到那里去干活。当然，空着手去是谈不成的。他给上了年纪的派工员带去半公斤腌板油。有时候还得带一公斤。
     是不是到卫生所去碰碰运气，歇一天工呢？试一试也吃不了亏。浑身筋骨简直都要散架了。
     再有，今天是哪一个看守值班呢？
     他想起来了：值班的是“一个半伊凡”伊凡一般指身材高大的人，“一个半伊凡”是形容此人非常高大。，他是一个又瘦又高、黑眼睛的中士。第一眼看到他的人都觉得他可怕，可是跟他混熟了，就知道他在所有值班看守中是最随和的了：他既不会关你的禁闭，也不会把你拉到生活管理员面前去。在９号营房的犯人还没吃完早饭之前，还可以在床上躺一会儿。
     板铺颤动起来、摇晃着。两个人立刻起床了：一个是睡在上铺舒霍夫旁边的浸礼派教徒阿廖什卡，另一个是睡在下铺、以前当过海军中校的布伊诺夫斯基。
     两个值日的老头儿把两个便桶抬出去以后，就为了该由谁去提开水的问题争吵起来，活像娘儿们似的吵得叫人厌烦。２０小队的电焊工大喊了一声：
     “喂，你们这一对炮筒子！”说着他就拿起一只毡靴使劲向他们扔过去。“我来给你们调解调解！”
     毡靴砰的一声碰到一根柱子上。两个老头都不吭气了。
     小队副在邻近的一个队里低声嘟哝说：
     “瓦西里·费多雷奇！食品供应科有坏蛋捣鬼：本来该给咱们四个大面包，可现在只给了三个。克扣谁的呢？”
     他这句话虽然说得很轻，但他那个队显然都听见了，大家都屏着气静听，想知道今天晚上要把谁的面包切去一块。
     舒霍夫一直躺在他那个压得板板的装着锯末的褥子上。他只盼着自己别再继续受这种双重的折磨：或是干脆生他一场寒热病，或是让浑身别再酸痛。可现在真是活遭罪。
     正当浸礼派教徒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的时候，布伊诺夫斯基从厕所回来了，他好像有点幸灾乐祸似的嚷嚷起来：“喂，坚持住，红海军水兵们！准有零下１５度！”
     舒霍夫决心要去卫生所了。
     正在这时，一只强有力的手猛地把棉袄和被子从他身上拉下来。舒霍夫把呢上衣从脸上掀开，稍稍抬起身子。干瘦的塔塔林站在他的下面，头正好齐他的板铺那么高。
     这就是说，今天不该他值班，他是悄悄溜进来的。
     “Щ－８５４！”塔塔林读着缝在舒霍夫黑呢上衣背后一块白布上的号码。“罚你三天劳役禁闭！”
     这所营房里的灯没有全部打开，有二百个人睡在五十张臭虫成堆的双层铺上。一听见他特别低哑的嗓音，昏暗的营房里所有还没起床的人都立刻翻身坐起来，连忙穿衣服。
     “为的什么，长官先生？”舒霍夫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声音问，其实他并不觉得自己真有多么可怜。
     劳役禁闭——这还算半禁闭，既能吃到热饭，又没工夫去胡思乱想。要是不放你出去干活，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禁闭呢。
     “你没按时起床吧？咱们到指挥部办公室去。”塔塔林懒洋洋地解释了一下，因为他和舒霍夫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为什么要关舒霍夫禁闭。
     塔塔林疲惫的光脸上毫无表情。他转过身去，寻找第二个倒霉蛋，可是所有的人——有的在暗处，有的在灯下，有的在下铺，有的在上铺，都已经把腿伸进左膝上缝着号码的黑棉裤里；已经穿上衣服的则掩上衣襟，急忙向门口走去——他们打算在院子里等塔塔林走开以后再回去。
     要是舒霍夫是因为别的什么该受处分的事被关禁闭，他不会这么难过。他之所以难过，是因为他过去总是最早起床的。但是，他知道塔塔林是不会放过他的。舒霍夫只不过为了装装样子；一面继续求饶，一面使劲穿上了棉裤（裤子的左膝靠上的地方也缝了一块磨破了、弄脏了的布头，上面用黑色的但已经变得暗淡了的颜料写着Щ－８５４的号码），穿上了棉袄（上面有两个同样的号码，一个在胸前，一个在背后），从地板上的一堆毡靴中挑出自己的那双，戴上帽子（帽子正面也有一块同样的写着号码的布头），就跟着塔塔林出去了。
     １０４小队的队员都看见舒霍夫被带走了，但是谁都没吭声：说什么都不济事，况且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队长说不定还能替他说上一两句好话，可是队长当时不在。舒霍夫也没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他不再去纠缠塔塔林了。舒霍夫的伙伴们会猜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会给他留早饭的。
     两个人就这样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