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足迹——吴晗纪念很久以来，我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一篇纪念春晗的文章。可是几次起了头，都不能继续下去。这使我非常苦恼。我有一大堆话想说，可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才好。几十年来春晗送给我的十来本著作，手边一册都没有剩下，最近才设法借来了几本。翻看着这些零落的遗文，引起了更多杂乱而又鲜明的记忆。这就使我本来已经十分纷乱的头脑更加纷乱。不久前，被抄家抄去的书物发还了一部分，从这中间意外地发现了春晗给我的二十几封信。这些被看作“反动罪证”的信件被扎得好好的，上面还留下红笔的批注和摘要。重看一遍，三十多年来的旧事，一件件更真切地在眼前浮现。如果说历史真的是一种重载的话，这负载此时就变得更为沉重了。我想还是必须从这纷如乱丝的往昔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我想起了一九四五年秋天的昆明，想起自己当时曾经写过的一篇《昆明杂记》。那是一篇幼稚而可笑的文章，不过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对自己的“少作”表示厌弃。我想起了它，因为它曾反映出那个时代一个年轻人的心情。而现在，却正需要一把这样可以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我记得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赞美过昆明可爱的秋天，从古老的柏树枝柯中间漏下来的日影，澄蓝的天空和想象中的鸽子呼哨声。我记得着手写这篇文章的地方是在西南联大外面一个用草席搭起的茶馆里。正当我出神地用笔赞美昆明的秋天时，忽然听见身旁一个小女孩刺耳的哭声。她是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打中了，满身流着血。我甚至连那枪声都没有听见。这真成了一种绝大讽刺。残酷的现实将我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拖了回来。我的白日梦破碎了。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多月以后。我从贵阳回到昆明，正在等车到重庆去，暂时寄居在联大朋友的宿舍里。为了打发行前的日子，我访问了昆明的一些历史遗迹，想写一篇谈论南明历史的小文。就在那个茶馆附近有一个莲花池，据说就是三百年前一个有名气的女人陈圆圆自沉的地方，池边还有着两块刻了她的遗像的石碑。此外还有一块更小些的碑，它指出的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捉回来杀死以后，焚尸扬灰的所在。今天的读者，可能已经不大能够理解当时人们对南明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了。这当然不只是出于我个人独有的“历史癖”，我想写的也并非一篇怀古的文章。我的历史知识浅薄得很，跑图书馆也得不到什么帮助，连一部吴梅村的集子也没有借到。只能靠两条腿跑来跑去，从人们的嘴里打听一些传说。我知道在联大就住着一位研究明史的吴晗。我还是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名字了。不过那时人们大抵都只知道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联大的进步教授中，和闻一多一起，是两面旗帜。我从他近时发表的《旧史新谈》和其他一些论文中间，知道他并不曾放弃自己的专业，他还在继续运用这个武器为一个神圣目的而勇敢地战斗着。我很想去访问他，向他请教。可是只给他写过一封信，没有能见面。就在那次听了两夜枪声以后不久，我就离开了昆明，来不及听到“一二·一”扔在联大学生群中的手榴弹声，和向李公朴、闻一多身上射去的枪声了。我带着没有写完的原稿来到重庆，在扬子江上完成了它，暂时收起了对南明史事的依恋，开始了新的生活，学习做一名记者。从重庆到南京，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我成了一名编辑。当我开始为报纸的“文教版”设计版面、组织作者时，我又想起了吴晗，就写了一封信到北平的清华大学去，希望他给这张报纸以支持。我没有忘记他的《旧史新谈》，我深信这依旧是一种有效的新颖的斗争武器；并且相信，这样的文章出现在报纸的新闻版面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回信很快就来了。他热情地给了报纸以支持，还介绍了他的学生给报纸写稿。他对《IEI史新谈》表示了特殊的兴趣。在回信里说：“……更愿续写《旧史新谈》，后者我一厢情愿，想每个月写一两万字，几百字一则，每天抽半个钟头写，而且，希望一星期内就能寄上……”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