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张东荪张东荪是何许人？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多少知道一点，再年轻的就未必知道了。如果70年前问我，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张东荪是张伯伯。”张东荪与先君同庚，一同东渡日本，还曾同住在一间房间里。此外，张东荪的夫人是我婶母的胞姐，我堂兄一直住在张家。张伯伯有四个子女，长子张宗炳，著名昆虫学家；次子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爱因斯坦齐名；三子张宗颎精通英语，由于早婚，考上庚款却没能出国留学；女儿张宗烨健在，为中科院院士。张伯伯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大，我依次称为张大哥、张二哥和张三哥，女儿与我同庚，比我小几个月，我管她叫小妹。张东荪的长兄张尔田，著名清史专家，我称他为好爸爸。为什么这样称呼，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大概随张家兄弟称呼吧，因为他们管伯父叫好爸爸。总之，我从小就认识张伯伯。他居住过的大觉胡同、东大地、朗润园和大城坊我都去过，但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对张东荪毫不了解。他见到我只摸摸头，好像没跟我说过话。如果60年前问我，我会回答：“张东荪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大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来看过父亲，我也随父亲到过他家。张大哥住得离父亲近，也曾带着儿子看过父亲。1952年春天，我从学校回家，张伯伯正在同父亲谈话，我走进书房，叫了声张伯伯，父亲叫我出去。我走到书房门口听见父亲高声说：“你不要再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了’，想想自己的问题，怎样才能过关。”张伯伯说：“志先，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知道张伯伯出事了，检查通不过。但为什么他爱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呢”，为什么作检查，又为什么通不过呢？我那时刚人大学，吸引我的新鲜事很多，没再留意张伯伯的事。后来又听说张东荪是美国特务，向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回来问父亲，父亲回答：“我也不清楚，东荪不会这样糊涂，你不要问了。”父亲似乎不相信张东荪是特务。直到最近读了戴晴女士的力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才解开我心中的疑惑。有些事如她不写我永远也弄不清楚。张东荪是五四后中国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牟宗三先生说，五四时期没有哲学家，五四以后有三位：熊十力、张东荪和金岳霖，因为他们的学说都成系统。牟先生的看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从中可以看出张东荪的学术地位。能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熊先生和金先生的大作我没读过，张东荪的书我不仅没读过，甚至没见过，但读过他著作的片断，多半是批判他的时候引用的。今天看来，张东荪的很多预言都为5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张东荪专心著书立说，大概是1930年秋天从上海迁到北京时开始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他和乃兄张尔田一起到燕京大学任教，此前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1917年张东荪接手《时事新报》，他先抨击时弊，后渐转为介绍西方哲学，柏格森的《创化论》就是他翻译并在报上连载的。他又增编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学灯》先刊载外国文学译著，1919年后开始发表国人的创作。张东荪聘请宗白华编《学灯》增设的《新文艺》版，郑振铎编文学副刊《文学旬刊》。《学灯》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是在《学灯》上首次发表的。茅盾用白话文翻译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发表在《学灯》上。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和徐志摩的《告别康桥》也都发表在《学灯》上。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张闻天和毛泽东不仅是《时事新报》的读者，也是撰稿者。可以说毛泽东那时就知道张东荪了。1921年毛泽东写道：“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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