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思想人物来说,萧功秦敢于修正自己的勇气是值得佩服的。放眼中国思想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反对那种对萧功秦的诛心之论。与臆测一个人的动机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探究思想人物思想转进的逻辑和现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近现代诸多思想人物(特别是梁启超、杨度)在早、中、晚不同时期个人思想的变迁史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新权威主义思潮崛起于1980年代后期,它是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存在的。在1990年代前期,新权威主义是思想界普遍争论的焦点。但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思潮却渐渐消隐,处于边缘状态。
萧功秦是如此看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的:
“首先,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即主张直接推行多元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自1990年代以后,其社会活跃程度已大为减弱。因此,作为以批判激进自由主义为己任的新权威主义,不再有发挥批判制衡功能的表现机会。”
“其次,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新权威主义时代,作为既成事实,知识分子与学界已经不再感到有持续辩护这种体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威权体制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有骄人的成绩,但威权政治的弊端也进一步突显出来,社会普遍关注的疑难困境与矛盾,不再是权威受到激进思潮冲击而解体,或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或脱序危机,而是威权政治下的腐败、两极化与威权家长制的消极性。而新权威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却并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来分析这些世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换言之,新权威主义对于解决上述时代疑难问题,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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