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对于我既不快乐也不幸福，开始的感觉是日子很艰难，后来则隐隐地有了忧患。
福州城里有一座古宅，白墙青瓦，院落深深。母亲一袭白衣，把手浸在木盆里搓衣。整个的对母亲的印象，就是她在水井边不停地搓衣。
那宅院有许多树，亚热带的花无声地飘落，不知不觉地更换着季节，而我则不知不觉地长大。
听说这院子有狐仙，但我没有看见。一次发高烧，看见有矮人在墙头上走动，那些母亲和姐姐晾晒的衣服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鬼怪，很可怖。但那是热昏了的幻象，我终于没有看见狐仙。
到了30年代后半期，我长大一些了，便开始躲飞机、“跑反”——跑反在福州语里是逃难的意思。换一个房子，再换一个房子，目的是寻找安全。一直跑到了福州南台的程埔头——那是一个城乡结合地，以为会安全一些，殊不知那里依然没有安全。
那时外患已经深入国土。整个中国都在危难之中，何况个人命运，何况我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我不仅一再换房子，而且一再换学校。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选择安全的可以躲避轰炸的角落，另外就是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梅坞小学、麦园小学、独青小学，最后是仓山中心小学——我如今还和这所小学的李兆雄老师和李仙根同学保持着联系——我终于艰难地读完了小学的课程。
正当我结束小学阶段即将开始中学生涯的时候，炮火终于燃到了这座滨海沿江的花园一般的城市。父亲失业，爷爷逃往内地，我断绝了一切经费来源。不仅交纳不起学费，战乱和沦亡的日子也不允许我升学。
我开始在田里捡稻穗，上山拾柴火，家里开始变卖和典当。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困苦和灾难漫长得如无边的暗夜。死亡线上的挣扎，加上家园沦丧之痛，造成我童年身心的重压。艰难也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
我当时以为，苦难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核一开始就被无边的悲怆所包裹，因此我倾力于生命的自我完全，使之有坚强的力量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外壳。苦难是我童年生命的暗夜，我在这黑暗的囚室中锻炼并充溢生命的活力。除此之外，我别无他途可寻，我毫无外助之力。
那时，谈我缺乏营养还太奢侈，我缺乏能够维持生命的热量。半饥饿是我童年生活的常态，空心菜和晒干的番薯曾伴随我度过饥饿的岁月。在小学，那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贫困。春天里，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都郊游去了，我因为没有零钱和像样的衣服而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并不悲苦，我忍受贫穷给我的特殊恩泽——孤寂。我利用这样的机会读课外读物：唐诗、“五四”新文学作品还有报纸文艺副刊。那时我依靠自学能够完整地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瑟行》，也能够理解冰心的温情和巴金的激扬。我只能在精神上幻想属于我的丰满的童年一——尽管在物质上我是那样的贫乏。
现实人生的遭遇催我早熟。我承认了命运对我的不公。我不幻想幸福，也不期待奇迹。我默默忍受那一切。我希望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击退厄运的力，我于是很早便拥有了独立精神。
环境的逼迫使我在幼年便有了时代的忧患感，我为民族苦难、社会动荡、家国衰危而激愤。这忧患本来不属于无邪天真的童年，但我在危亡时世面前却不幸地拥有了。
我头顶没有一片爱的天空，可是我幻想着去创造那一缕风、一片云。我因自己的不幸而思及他人，我要把同情和温暖给予那些和我一样受苦的人。现实的遭遇使我坚强。我抗争命运，并以不妥协的态度站在它面前——尽管我是那样的弱小。
我曾说过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是这两位文学大师为我的童年铸魂。他们的精神激励且陪伴我走过充满苦痛的坎坷的路途，以至鬓发斑白的今日。
1945年，我13岁。那一年抗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礼花影里，我告别了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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