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期，中国流行假领子。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领子下面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衬衫的上半截全齐了，但没有下半截没有衣袖。张旭奎指着假领子说这叫“穷人美”。当然，这是后来成为程老汉的程鹤麟同学的举证。
77摄影班的同学们是否流行过戴假领子不好求证，但在他们中间曾经风靡过军服风。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着装风格被外媒称为“蓝蚂蚁”，意为颜色和样式单调。在当时，有件军装是件很牛的事情，借身军官服，戴着军帽，挎军用挎包拍张照片是很时尚的行为。流行穿军服，其实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崇拜，因为军服，尤其是四个兜的就意味着军官身份，象征着地位和权威，是尊严和体面的表现。
在77摄影班31位同学中，就有7位有过军人的经历，而且来自海陆空各兵种：任金州、岑传理、马国力、叶青醇、李讯、柳春江、周五一。当他们从社会上重返校园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穿军装。
任金州：穿军装给人一种感觉是，我是从部队回来的；我当过兵，那么当过兵的人，等于是很成熟的干部和很成熟的社会精英回到大学，说明我两头都行，我当工农兵行，学习也行，是全能型人才，所以穿军装也有一种优越的感觉。刘建新：我是部队里长大的孩子，父母都是军人。我在广院最喜欢穿的衣服，也就是父母留下来的军装。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其实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千篇一律了，可我的军装还是天天穿、年年穿，自己也觉得很自豪、很开心。
浸润于军服当中的优越感和雄性之美不仅让77摄影班里曾为军人的同学继续穿着，也吸引着从未当过兵的同学们喜欢穿着，再加上男生占据全班大多数，穿军服便成为摄影班区别于编采班和播音班的一个外在特点。
任金州：编采班的同学就不爱穿军装，如有穿的，只是零零星星地穿，而且绝少上下穿，就是又穿裤子又穿上衣那种，一般穿一件，混搭着穿。我们有不少是上下穿一身军服式的。
编采班的同学主要来自工厂还有的是插队知识青年，播音班的同学家庭背景就更加多元，干部、工农家庭、知识分子家庭的都有。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处于匮乏期向丰富期转化的当口，77摄影班对军服的选择，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心中强烈的优越感和精英意识，以及对自身这个团队的高标准期许。
柳春江：全班有很多位同学当过兵，其他同学也大多有军人亲戚，每天都有一多半人穿军装。学校开运动会，我们班做出决定，全部穿军装。我们班当过兵的借给少数几个没有军装的同学参加运动会。全校就我们班服装最为统一，大家特别高兴。
外在透射内在，标准化的流行，在77摄影班整齐划一的外表下，是心态的健康与平等。没有攀比，没有较量，即使是帅哥级的王政，在大学时代也是“犀利哥”版本。
王政：我过去放羊的时候，衣服扣子不齐，老掉，尤其是到了冬天，棉衣的扣子也掉，外面衣服的扣子也掉，所以里面的衣服就用麻绳扎上，到了学校以后依然保持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在学校的时候，长的衬衣下面烂了以后，就把下面剪掉，成了短袖了，生活过得特别朴实，在那个年代也是社会的一种风气吧，而且我们进校的时候，有的同学还穿补丁（衣服）。
衣服上有补丁，但心态绝对淡定。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特别为77级大学生定制的奢侈与幸福。
柳春江：当年我们的心态与现在的大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入校就知道毕业后的工作岗位，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思想比较单纯，充满了自信和憧憬。
俞建成用“平等”两个字来描述70年代末的校园生态。在他看来，这种平等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的，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还很落后，由此形成同学之间的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平等。无论是所谓的高干子弟还是来自边陲小城的同学，彼此之间的经济条件不会相差很大，况且贫困一点的同学还有国家补助。所以，同学之间所能显摆的财产，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大家的穿着饮食和日常开销基本一样。这种平等当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可恰恰是这种经济上的平等造就了同学之间的政治上的平等。没有特别的羡慕嫉妒恨，而这些情绪往往会扭曲人性，所以同学之间的相处都很真诚。当时学习的动力就是为了增长知识，以后到了电视台好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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