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梅竹双清阁”。苏教授跟夫人各据一个案角，正在一边看报纸，一边吃早餐。他让保姆带我先进书房稍待片刻。书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书橱中有很多书都外加蓝布书套，显得格外珍贵。除了书，最惹人注目的是各式各样的闹钟，它们的时间都不尽相同，有快点的，也有慢点的。其中只有一个闹钟的时间跟我的手表是吻合的，指向的是上午八点零五分。走近细瞧，我才发现每个闹钟的一角还写有几个蝇头小字：巴黎时间、柏林时间、罗马时间、东京时间、纽约时间、布拉格时间、雅典时间、里斯本时间、阿姆斯特丹时间、马德里时间、伦敦时间、维也纳时间、布宜诺斯艾里斯时间……我如果记得没错，这些城市都曾出现在苏教授新近出版的一本游记中。在那本书的序言中，他还曾这样写道：有书的地方，世界就向它聚拢。这个书房与别的书房不同，它有着独特而又浓重的个人气息。它是苏静安的。每个闹钟里标示的国际时间、墙壁上悬挂的世界地图以及卷帙浩繁的外文版书籍，让人觉得他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顾盼之间，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抬腿就可以横跨欧亚大陆，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古希腊文明的源头。我翻书的时候，苏教授走了进来。他向我了解了一些个人情况之后，吐了一口烟说，我看过你写的几篇文章，还算不错，可是，你不要太得意。我连忙点头称是。苏太太也随后过来，递上水果，显得礼貌周全。苏太太要比苏教授小二十多岁，年近五十，身上却透着某位曾经为之动容的诗人所形容的“陶罐般的静美”。苏太太坐在我对面，让人感觉她就是老照片中的那种人物。阳光透过窗帘折射出一道淡黄的光晕，如同那种暖昧难言的目光，混合着清晨时分咖啡的奇异的苦香，仿佛那就是阳光的味道。苏太太原本是苏教授带的硕士生，曾在他的指导下翻译过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因此，我的话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涉及法国诗歌。苏太太说她嫁人（苏教授）之后，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读法文诗了，也不谈波德莱尔之流。现在她谈得最多的是麻将经。苏太太搓得一手好麻将，而且在大学教授的太太们中间，是以牌风好出名的。苏教授见夫人跟我谈麻将，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你还是去搓你的麻将。苏太太白了他一眼，就走了。
苏教授把一本新书塞给我，不屑一顾地说，王致庸的弟子真是没法治了，好好一篇文章都叫他给歪解了。由于激动，他的嘴角出现了过多的唾沫，但他很快就用舌头舔掉了。苏教授接着就把原书拿给我作对照，并且要求我替其中一个篇章作些注解。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在试探我的深浅。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头痛的事。在印刷术日益高明的今天，横排简体字显得那么爽心悦目，若是有什么缺陷也是一目了然。但竖排、繁体、尚未断句的古书就显得格外烦琐。
笺校一篇之后，我就战战兢兢地把它拿给苏教授看。苏教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很有耐心地指出其中一个讹脱之处。借此机会，我大着胆子向苏教授提了一个带有私人性质的问题：听说你早年跟王致庸教授在我们这个研究所共事过，后来好像因为某个哲学问题上的分歧而翻脸，有这回事？苏教授没有作出正面回答，他指着墙上的闹钟说，这道理很简单，一只闹钟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现在是几点钟，但两只闹钟有时却无法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时间。在我的正对面，一只闹钟的指针指向的是东京时间，另一只闹钟指向的却是巴黎时间。
跟王致庸教授一比较，苏教授就来了精神。二人年龄相仿，都已经是年逾古稀了，但苏教授声称自己的老是“老当益壮”的“老”，而王教授的老是“老态龙钟”的“老”。他说这话时，脸上显露出了一种孩子气的老态。
苏教授又作了进一步比较，今年年初，王致庸教授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向校方提出退休，而他，却是因为“要给后人留下几部大书”而主动提出退休。
因此，苏教授认为自己的退休与王致庸教授不能同日而语。苏教授说，退休，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一生的终结，但对他来说，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才刚刚开始。苏教授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晚年生活：独自一人坐在一个没有腥臭味的墙角，晒晒太阳，舒畅地呼吸；或者是与一大堆毫不相干的老人坐在老年宫里，搓几圈麻将，杀几盘棋。苏教授毕竟是苏教授，在我面前依然是一副神采奕奕、雄心勃勃的模样。
谈到工作，苏教授把自己的一份工作计划书交到我手中。我翻了翻，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还只有七十四岁，苏教授说，我可以花五六年时间重新梳理《十三经》和《廿四史》，到我八十岁那年，我要花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思想史，到我九十岁的时候，我还要动笔写一部回忆录。照此计算，苏教授至少得活到一百岁，其间还不能生病。从那本计划书中，我发现，苏教授把时间分成了几个大块，这些大块都以年来计算；大块之中又分若干小块，以月来计算；小块之中再分小块，以日来计算；一日之中，有几个时间段是固定不变的：晨练、午睡、喝下午茶、做蓝布书套。其余大部分时间则被读书与写作占用。下午四点钟，也就是东京时间下午五点钟，巴黎时间早上七点钟，苏教授开始放下手中的书，关掉书桌上的台灯，转身来到厨房，把一壶煮热的咖啡提到书房，沏上两杯，然后又把其中的一杯递给我。半个小时后，苏教授又开始工作。他的内心仿佛有一个十分牢固的框架，可以把一些分散的事物框住，使之变得有章可循。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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