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1956年生于重庆，当过知青、工人、新闻记者、自由写作者、合同制作者、文学刊物编辑。现为武汉市文联作家、文学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家在三峡》、《走出西草地》、《我是太阳》、《江山》，以及文学作品集《孽犬阿格龙》、《红色贝雷帽》、《命运风》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

    《邓一光文集：猜猜我的手指》一书选取著名作家邓一光的《体验死亡》、《猜猜我的手指》、《扬起杨落》等七篇小说，《猜猜我的手指》题材大部分选取新时期以后，百姓生活中的诸多片段，生动形象的反映了社会生活。作者语言质朴准确，结构严谨，故事动人，使读者的阅读过程始终兴味盎然。邓一光是新时期以来不多的几个能在数个相互割裂的题材领域游刃有余地穿插往返的作家，他的脑子里似乎集中了几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他给我们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多方面的审美经验。他的笔法粗犷豪放又不失细腻温婉，精于叙述描写又擅长抒情写意，有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他是割裂的，但是仔细分析本书中的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在其作品的纷繁多样的表层审美面貌之下燃烧的是同一把雄强的原始人性之火。这火把可以燃烧出不同的火花，但是在其底下却有它固定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共同构成了作者对人性鞭辟入里的深刻解读。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姚三和，是我的朋友。我说的朋友，是指十几年前的事。我们那时还很年轻，刚参加工作或者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热爱文学，充满理想，雄心勃勃地想当作家。我们在一个业余文学讲习班里听一些已经成了作家或者说自以为成了作家的人给我们讲课，这些人全都是那种才华横溢的样子，经历曲折，口才出色，他们给我们讲什么是文学和文学的使命，什么是人生的道路，他们神色庄严，口若悬河，激情着或者藐视着，他们的头发一般来说都很长，没有抹油，这样他们的样子就显得更具英雄主义，常常让我们敬佩得泪流满面。但是这些作家们他们都很清高，除了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文学的使命和人生的道路之外，他们一般不怎么理我们这些文学青年，有时候他们也理，但他们理的是那些女孩子，特别是那些单纯漂亮的女孩子，这让我们这些不是女孩不单纯漂亮的人很沮丧，我们沮丧过后就决心发愤图强，靠着自身不懈的努力，把自己也弄成一个口若悬河头发长长的作家，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我们这个文学小组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组员有十四个人。我那时大学刚刚毕业，分到政府机关工作；滕锦华在商业局当采购员，到处采购袜子和三洋牌录音机；徐方生在锅炉厂当机修工，整天油腻腻地修床子；卢森是奶制品厂的一名工会干事，管办墙报和组织女工们跳广播体操；占赋是一所小学的教师，教学生读《骄傲的孔雀》和《小蝌蚪找妈妈》；程自祖是郊区农民，种大白菜和养肉鸡；另外还有储天荣、王长江、安少林、刘旭、马启琪、朱晨、蔡向来几个人，都是青工或者别的什么，总之除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和一大堆野心之外，剩下的一无所有。我们这个文学小组的组长是姚三和，他是大家选出来的。我们选姚三和当组长，是因为他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二十出头，还有十几岁的，姚三和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在一家水果店里当柜长，管着好几个人，是我们当中社会职务最高的，他是中专毕业生，工龄有十几年了，社会经历和经验都比我们丰富。我们选姚三和当组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那时几乎没有人发表过作品，占赋写过一些新闻，被记者拿去后修改一下以本报记者和本报通讯员的名义发表了，卢森在工会里编一份厂报，他在自己编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思想火花，而姚三和却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两篇小小说和一首诗歌了，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出类拔萃的，不夸张地说，差不多就是我们当中的作家了，就算我们不情愿，不选姚三和当文学小组的组长都说不过去。在我们那个文学小组里，姚三和是核心人物，是小组的灵魂。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人，他个子不高，人长得不魁梧，也说不上英俊，戴一副样式很一般的眼镜，一说话老是用手去推镜框，好像眼镜在那里阻止着他说话，他必须和它对抗似的。他的生活中充满了理想主义，他很敬佩那些给我们讲课的作家们，他把他们叫做精神世界的农民，伟大的农民，但是他是我们那个文学讲习班里最喜欢给作家们提问的人，他老是在作家们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苦难经历的时候站起来向他们提问，把他们弄得措手不及，让他们非常恼火。他读书很多，除了我之外，小组的成员差不多全是从他那里才知道了萨特、罗兰·巴特、弗洛伊德、马斯洛和米兰·昆德拉。而且即便是我这个刚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文科大学生。在谈起席勒的人本主义和M·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来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会用最简单的道理和最丰富的语言把我给击败。我那时对自己的一份工作不满意，我不想做一个小公务员，我想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同时我天性不服气，总是和姚三和争论不休，可每一次姚三和都能轻而易举地击败我，让我非常恼怒。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姚三和的一张嘴太厉害了，不像我在大学演讲中学到的那些雕虫小技，中看不中用，同时他还经验丰富，对付我很容易，在我们之间的辩论中，总是以我的失败告终。不过，姚三和不是那种有了一点能力就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踩在脚下的人，他在小组里好几次公开说，文学是一门艰辛的事业，它需要耐得住寂寞，同时需要天分，说到天分，我们小组里蔚然的天，分是最好的，蔚然最具有当作家的才华。这话让我听起来非常得意。我们的小组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一般是每周活动一次，地点差不多都是在姚三和家里。姚三和的家在江边的棚户区，这里离码头很近。属于城市贫民聚集的地方。姚三和的家是一间用木板搭成的房子，房子很矮，又黑又潮，因为年头不短了，有些地方已经破烂不堪了。姚三和是我们当中唯一成了家的人，他的妻子叫陆志红，是一位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人很贤惠，每一次我们小组活动，她都事先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姚三和利用职权一块钱一大堆买来的烂梨子一个个削好，切成片，用盘子摆好，再给我们泡上茶，然后轻轻地掩上门，抱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到外面去坐着，和隔壁邻居聊天。她很骄傲地对邻居说，我丈夫他们在搞文学。如果我们在姚三和家里搞文学搞晚了，陆志红还会给我们下鸡蛋面吃。姚三和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好，而姚三和历来是一副干大事业人的样子，家里的事完全不管，他并不知道鸡蛋在那个时候的普通家庭里算得上是奢侈品，是给老人孩子和病人吃的，或者说他知道却并不买账，我们一去十四个人，陆志红给我们每人打两个鸡蛋，那是整整一篮，对一个普通家庭简直是排场了。姚三和却一点也不满意，他说陆志红，你怎么拿这种东西来给我们吃？这简直是打发叫花子，你就不想一想，托尔斯泰光吃鸡蛋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吗？
    ……

扬起扬落
我们爱小鸟
老板
体验死亡
我们走在一座桥上
猜猜我的手指
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