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漫水
漫水是个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村前有栋精致的木房子，六封五间的平房，两头拖着偏厦，壁板刷过桐油，远看黑黑的，走近黑里透红。桐油隔几年刷一次，结着薄薄的壳，炸开细纹，有些像琥珀。
俗话说，木匠看凳脚，瓦匠看瓦角。说的是木匠从凳脚上看手艺，瓦匠从瓦角上看手艺。外乡人从漫水过路，必经这栋大木屋，望见屋上的瓦角，里手的必要赞叹：好瓦角，定是一户好人家！
木屋的瓦檐微微翘起，像老鹰刚落地的样子。屋脊两头像鸟嘴朝天的尖儿，就是漫水人说的瓦角。瓦角扳得这么好看，那瓦匠必是个灵空人。乡下人看匠人手艺，有整套的顺口溜，又比如：泥匠看墙角，裁缝看针脚。
扳得这么好瓦角的瓦匠，就是这屋子的主人，余公公。漫水这地方，公公就是爷爷。余公公的辈分大，村里半数人叫他公公。余公公大名叫有余，漫水人只喊他余公公。余公公是木匠，也会瓦匠，还是画儿匠。木匠有粗料木匠，有细料木匠。粗料木匠修房子，细料木匠做家具。平常木匠粗料、细料只会一样，余公公两样都在行。漫水人说话没有儿化音，唯独把画匠师傅叫成画儿匠。兴许晓得画画儿更需心灵手巧，说起这类匠人把话都说得软和些。画儿匠就是在家具或老屋上画画的，多画吉祥鸟兽和花卉。不只是画，还得会雕。老屋就是棺材，也是漫水的叫法。还叫千年屋，也叫老木，或寿木。如今家具请木匠做的少了，多是去城里买现成的，亦用不上画儿匠。余公公的画儿匠手艺，只好专门画老屋。
漫水的规矩，寿衣寿被要女儿预备，老屋要儿子预备。不叫做老屋，也不叫置老屋，叫割老屋。余公公的老屋是自己割的，他六十岁那年就把两老口的老屋割好了。不是儿女不孝顺，只是儿女太出息。两个儿子都出国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德国。女儿离得最近，随女婿住在香港。美国那个叫旺坨，德国那个叫发坨。两兄弟在外面必有大号，漫水人只叫他俩旺坨和发坨。女儿名叫巧珍，漫水人叫她巧儿。儿女不当官，不发财，余公公竟很有面子。逢年过节儿女回不来，县里坐小车的会到漫水来，都说是他儿女的朋友。漫水做大人的见着眼红，拿自家儿女开玩笑，说：“我屋儿女真孝顺，天天守着爹娘。不像余公公儿女，读书读到外国去了，爹娘都不认了！”做儿女的也会自嘲：“有我们这儿女，算您老有福气！要不啊，老屋都得自己割！”
余公公的老屋是樟木料的。他有一偏厦屋的樟木筒子，原来预备给儿女们做家具。儿女们都出去了，余公公就选了粗壮的割老屋。漫水这地方，奶奶，叫做娘娘。余娘娘还没打算自己做寿衣寿被，一场大病下来人就去了。隔壁慧娘娘把自己的寿衣寿被拿出来，先叫余娘娘用了。第二年，慧娘娘的男人家有慧公公死了。有余和有慧，出了五服的同房兄弟。慧娘娘虽把自己两老的寿衣寿被做了，老屋还没有割好。慧娘娘没有女儿，只有个独儿子强坨。她就自己做了寿衣寿被，等着儿子强坨割老屋。强坨说：“我自己新屋都还没修好，哪有钱割老屋？就这么急着等死？”话传出去，漫水人都说强坨是个畜生。乡里人修屋，就像燕子垒窝，一口泥，一口草。强坨新修的砖屋只有个空壳，门窗家具还得慢慢来。儿子只有这个本事，慧娘娘也不怪他。怪只怪强坨嘴巴说话没人味，叫她做娘的没有脸面。慧公公没有老屋，余公公把强坨叫来：“你把我的老木抬去！”慧公公睡了余公公的樟木老屋，漫水人都说他有福气。
中篇小说·北京邻居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和妻子一直住在餐馆里。我们的餐馆不大，六张散桌，一个包间，包间旁边有个四平方的小耳屋，外加一个油乎乎的厨房，仅此而已。当时，北京的小餐馆差不多都有两种功能：白天是餐厅，夜里做宿舍。我们的餐馆也不例外。晚上打烊了，休息了，男伙计睡前厅，女服务员住包间，我和妻子就在那间四平方米的小耳屋里下榻。整个餐馆，从里到外，横七竖八——到处都是放倒了的人体。
有句话，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其实不一样的。睡着了不用说一人就是一块呼吸着的肉，灵魂可以乘着梦的翅膀尽情遨游。醒着的时候就不行了，干点什么都不方便，极其别扭。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建议妻子，到外边去租间房子，哪怕小点呢破点呢，都行，没关系，只要关键时刻能让人喘几口粗气就好。可我妻子总以“餐馆刚开业，死活还看不出个上下呢”为理由，一次次推诿。她说，还是等等吧，看生意能不能稳定下来，刚跑出来创业，这么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哪行啊，你说对不对？
我承认她说得对，有道理。可一想到夜里的处境我就很烦，觉得她的道理太注重理论而忽略了实际。而实际一点的话我又不能说，也没法说。是啊，困难，困难，不就是困觉的时候有点难吗？身为女人，她能够克服，且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我还能说啥呢。那就挺呗，熬呗！结果一直熬了三个多月，她才主动提出到外边去租一间房子。需要说明的是，不是她熬不下去了，也不是因为我们餐馆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而是高大脑袋一句话让她受了刺激。
高大脑袋是我在煤矿工作时的邻居，大我三岁，是个妇产科医生。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做妇产科医生，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遗憾的是，在煤矿的时候我从没有跟他探讨过这样的问题，只是觉得他的职业挺好，很神秘。一见面，我就喜欢拍着他的肩膀，悄悄地问他，又把谁给看了？或者说，高大哥，今天又看了几个？这时候，他就会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盯着我说，你眼热了是不是？告诉你，哥们儿看一百个可以当标兵，你多看一个那叫犯错误！知道不？我就嘿嘿地乐。
高大脑袋是个出色的妇产科医生，同时他还喜欢琢磨政治。有天晚上，我去他医院值班室聊天，他语重心长地说，老弟啊，国家的形势要变了。我问他怎么个变法。他说打个比方，说用不了几年，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把这座医院大楼买下来！现在看，这无疑是一句稀松平常的话了，可当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大楼可是国家的，你想买就能买？做梦啊？我说这你可吹大啦！他说你不信？那就走着瞧吧！没料到，几年后他的话果真应验了——倒不是说谁真的买下了那座医院大楼，而是说公有变私有、变民营、变股份等经济模式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事实。这件事，让我对高大脑袋特佩服。—个偏远煤矿的妇产科医生，他对国家形势看得咋就那么准呢？我到了北京这些年，也常听一些人谈论国家大事，说这事这样，那事那样；谁该上去了，谁该下来了……听口气，犹如板上钉钉儿。可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预测得一点都不准，就像那种常常出错的天气预报，说是明天有大到暴雨，第二天却风和日丽，一个雨点儿都没落。挺尴尬的。
书归正传。那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了煤矿。晚上，几个哥们儿请我吃饭。我刚走进一家餐馆，就碰上了高大脑袋，他一把捞住我的手，钳子似的握。当时高大脑袋已经是一家私人医院的大股东兼院长了，身份变了，人没变。他还是过去的样子，不仅脑袋比一般人大一些，身材也魁梧，能喝酒，只要眼角上带着血丝，至少一斤白酒灌下去了。他红着眼睛看着我，问我啥时候回来的，话未说完，他便钳着我的手，硬往一个包间里拉。
包间里一大桌男女，已经喝得乌烟瘴气。有认识的，便一惊一乍地迎过来和我握手、寒暄；不认识的，就坐在那里生着眼睛看我。一阵小小的骚动之后，高大脑袋伸出两只手，向下压了压，意思是让大家静一静，他要讲话了。高大脑袋喜欢在这样的场合讲话，口才也好，随便扯出个话题就能滔滔不绝。这次讲话，他主要是称赞我是个敢闯敢干的人，能顺着时代的召唤走，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去创业，令人钦佩！与此同时，他还特别称赞了我的吃苦精神——前不久，他趁出差的机会到我餐馆去过一次，对我在北京的情况，也算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说到我和妻子住宿的地方，他巡视了一下众人，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就这么大个小屋……他伸开两只胳膊比画着，同时回过头来看着我，几平米？我说四平米。他像拍蚊子似的往脑门儿上拍了一掌，说，妈的，这记性……对了，四平米！你们说，四平米的屋子，一张小床，两口子咋睡？谁说对了，我喝一杯酒！半天没人吱声。后来还是两个女人说话了。女人对于这种竞猜式的提问，或者互动，总是显得比男人更积极、更有兴趣。
一个说，挤着睡呗。
另个说，轮着班儿睡？
高大脑袋看都不看她们，他失望地摇摇头，说不对，都不对……你们的想象力咋就这么差呢，跟你们说吧，人家两口子是摞着睡！头半夜，是他在上边，弟妹在下边：后半夜，是弟妹在上边，他在下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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