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正万，生于1967年，贵州遵义人。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有人醒在我梦中》、《树洞里的国王》，长篇小说《洗骨记》、《纸房》、《进城》、《万两黄金》等。有作品入选《2009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0年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作协会员，东莞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供职于贵州省作家协会。曾获贵州省首届政府文艺奖奖、贵州省第四届新长征文艺创作一等奖，短篇小说《树上的眼睛》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小说《银鱼来》主要描写了黔北十万大山中四牙坝村的历史变迁和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人生经历的悲欢离合。作品时间跨度大，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解放前夕，从农村合作化到大跃进，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及社会政治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的不同影响，真实地再现了这个穷乡僻壤人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民情风俗以及社会动荡中他们的生死命运。其中主要描写了同一个老祖婆的两个家族孙国帮、范若昌的恩怨情仇，矛盾纠葛。
    作品故事情节错落有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作品虽以孙国邦为主要人物，同时刻画了众多形象、个性不同的人物，或浓墨重彩，或画龙点睛，均各具特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作者文笔雄健，颇具功力。是一部可读性、艺术性兼备的文学作品。

    作家把百年跨度还原给人生，即长寿的主人公的生命阅历；从空间上看，把人们习见的意识形态化的民间还原为深山中的自然村落；两个家族出自同一个老祖婆，凶猛较劲每每被同宗血缘的还原所化解。
    村落的自然特性与每年按时涌来的银鱼有关；封闭地域被打开甚至被洞穿，与去省城卖银鱼有关；长寿与重现银鱼的盼望有关。从天赐的银鱼每年从山洞盛大喷出，到人命不断横死、银鱼不再光顾，长寿的主人公犹如银鱼附体，执意与后来的时运作对——隐秘而强势的历史，遇到了坚韧的未亡人。银鱼来不来，他都在，他见证了大野与人间曾经默契合拍的喧腾和永远任性分离的躁乱。历史自顾自运行，也总有集天地人于一体的生命，怀着自己的忆念和脾性，在看。
    有所敬畏，有所珍重。《银鱼来》沉实，鲜润，节奏不疾不徐，内里波翻浪卷。敏慧的读者一定会比我们品味出更多混响在银鱼水中、散落在鞭炮声外的庄严动静。
    ——《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施战军

    引子
    夜深人静，叭的一声脆响，从梦里惊醒的人便知道秋天来了，孙国帮和他的哑巴儿子又在做鞭炮了。村里人听到鞭炮声，心里有种石头落地般的宽欣。
    孙国帮106岁了，当别人祝贺他长寿时，他眼泪汪汪地浅笑着说，我把我爹的寿延用了，把我儿子的寿也用了，我把他们的寿都用了。他眼泪汪汪的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年纪大了，控制不住泪腺，只要嘴一动，眼泪就会流出来。
    村街上的小卖部有各式各样正规生产的鞭炮，但孙国帮和儿子照样做。乡政府派人劝导他们不要做了，没收过他们的炸药和纸片，威胁说再做就罚款。孙国帮不理这一套。秋收冬藏，农闲了，娶媳妇嫁女儿，修房造屋，修坟祭祖，都要放鞭炮。孙国帮和儿子的鞭炮因此供不应求。不过，孙国帮并没因此发财。哑巴儿子73岁了，卷纸填药又全凭手工，任凭父子俩多么勤快也发不了财。他们做一阵歇一阵，听不到鞭炮声，就让村里人担心，他们是否还活着。村里人买他们的鞭炮，除了图便宜，还怀着些许怜悯。怜悯的同时，却又生出几多感慨，说别看他老之不堪的样子，年轻的时候心硬身体也硬，敢一个人挑担子上贵阳。
    孙国帮曾经有一条与众不同的扁担，扁担两头微翘，缠着一圈圈麻绳，麻绳用生漆油得又黑又亮。握住麻绳处，用力一拉，抽出来是两把雪亮的肾蕨刀。每到农历四月，孙国帮就用这条扁担将四牙坝的银鱼挑到贵阳去。这个艰苦的营生叫“挑贵阳老担”，因为路途艰险而迢遥，来去要穿烂六双草鞋，吃掉二十斤糍粑和五斤干豆豉。糍粑提供体力，消化起来慢一些，干豆豉则是回来的路上吃的，因为盐分重，吃了就想喝水，水喝饱了节约粮食。
    有一年银鱼大丰收，比平常年份多出两倍，孙国帮把村子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以便把银鱼挑到贵阳去卖个好价钱。正是因为人多，他们的行踪引起了一股土匪的注意，去的时候没管他们，回来路上，土匪把他们像赶羊一样赶到一个狭窄处，他们身上的钱被搜了个精光，有个机灵的农民把一枚铜钱塞进肛门，也因为脱下裤子后露了半个在外面被掏了出来。孙国帮很不甘心，半夜里趁土匪外出抢劫杀进匪窝，被抢去的钱没找到，但撸回一箩筐大洋。没走多远土匪就追了上来，老担客大部分被打死了，没有死的也受伤了。孙国帮的伤在手臂上，还能跑，他顾不上别人，挑着银元直奔自己熟悉的村子，他把它们托付给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再回头去找同伴。他只找到三个人，全都走不动了，他轮流着把他们往家里背，背了四天四夜，终于把他们背到家了。孙国帮累倒了，半个月说不出一句话，回过神来后叫家里人去把银元要回来。家里人空手而归，说银元在几天前被孙国帮派去的人领走了。冒领银元的人自称是孙国帮的女人罗稻香的兄弟，他说孙国帮快不行了，他来把银元领回去给姐夫办后事。
    四牙坝往西有个地方叫银厂坝，银厂坝有个人名叫梁大器，没有读过一天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可这年冬天，他当上了香溪区区长。梁大器当区长的第三年，告他的人太多了，告他为虎作伥，和土匪勾结吃黑钱，告他欺压农户强占土地。县长决定收拾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梁大器得到消息后躲在乌江边一个山洞里，他的亲戚捎信给他，叫他注意躲藏，等家里打通关节后再出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他不识字，心想既然是亲戚写的信，一定是叫他去一趟。他刚走到香溪望城坡，还没搞清从头顶上飞过的猫头鹰是吉是凶，就被县大队的保安一枪毙掉了。他死后有人告诉孙国帮，冒领大洋的人正是梁大器的父亲，梁大器的官帽就是他爹用这筐银元买来的。
    替孙国帮保管银元的人觉得对不起他，有负重托，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之情，他把女儿许配给孙国帮的儿子，外加三亩旱涝保收的水田。孙国帮欣然答应，立即请媒人、下聘书、择日完婚。没料到儿子对那个长着一对大乳房的女子很不喜欢，新婚之夜，他躲在牛圈上的草垛里，睡着后掉了下去，头碰在大水牛坚硬的犄角上，牛角把他的头戳了个洞，流血不止，孙国帮不准他躺，他担心躺下去血会淌得更快，把儿子绑在柱子上，把火纸盖在他头上，一层一层地盖，直到血不再淌出来为止。儿子救活了，但脑子不管用了，又哑又傻。儿媳妇不乐意和哑巴过活，只好任其改嫁。两年后给他娶了个有癫痫病的姑娘，这姑娘对傻子不错，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他，哑巴也像儿子依恋母亲一样依恋她。孙国帮满以为这下好了，将来自己死了傻儿子就有人照管了。哪知有次媳妇发病掉进池塘里淹死了。那种病平时一点看不出来，没有什么征兆，发病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满地打滚。后来孙国帮又给儿子娶了个寡妇。这个寡妇家里很穷，全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寡妇初到孙家时还不错，没过多久脾气就变了，摔盆子打碗，使脸制气。原来是哑巴一点不能满足她，她是经历过男女之事的，知道那事的好处，结婚的第一天晚上她就想要他，可哑巴却不知道如何要她。她见哑巴没动静，心想自己主动点，他毕竟是个傻子嘛。她把手伸到他胯下，慢慢抚摸，那个东西不像它的主人那样傻，不一会儿就硬起来。她拉着它，把它往自己的那地方引导，没料到她另一只手上翘角的顶针把哑巴的大腿划破了，腿上全是血，哑巴被吓哭了。那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东西顿时像煮熟的胡萝卜。她哄孩子一样哄他，他捂住下裆不准她碰。她兴味索然地想，下次注意点，先取下这个戴了好几年的顶针，好好哄哄他，让他尝到那个事的滋味，一旦进去了，说不定拿大针锥他的屁股他都不会拔出来。出乎她预料的是，以后几次，她同样没有成功，哑巴拒绝她摸他那个东西。让她又羞又气的是，哑巴白天还向父亲告状，向父亲比画，诬陷寡妇要割他的雀雀。她再也不摸他了，一到晚上就掐他，开始是报复是怨恨，慢慢地变成一种发泄，食指和拇指用力掐下去，似乎也能部分满足生理需求。哑巴满身青疙瘩，孙国帮没办法，只好赶她出门，并且从此再也没给哑巴儿子娶媳妇。
    村里人说，孙国帮若是不贪那三亩水田，他儿子就不会娶那个媳妇，不娶那个媳妇，他就不会从牛圈上摔下来。不摔下来，就不会变成哑巴。
    可是另有人说，孙国帮要不是这个哑巴儿子，他在“四清”的时候就被枪毙了。因为当时有人举报他曾帮伪政府的保安队押送过红军。调查下来，一方面他是被胁迫的，并非己愿，另一方面他有个哑巴儿子，把他枪毙了哑巴没人照顾。他们说，要晓得，新社会是讲人道主义的。
    还有人说，哑巴既不哑也不傻，哑和傻都是装的。
    进入人民公社时，孙国帮已经是个60多岁的老头了，他以为自己的天时不多了，把自己年轻时栽下的柏树锯倒了准备做一副棺材，可生长柏树的土地已经划入生产队，大队支书说土地上的一切归人民公社所有。孙国帮的行为被定性为偷砍国家林木，罚他到水库工地上做了200个义务工，柏树抬到公社，堆在院子里淋了几年，最后当柴烧掉了。孙国帮当时一声不吭，想吭也不敢吭，到他81岁那年，土地下户，他不动声色地要下那块长过柏树的沙石地。接下来便开始上访，要公社赔他棺材，因为柏树不但是他亲手栽下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是长在自己的地里，初级社之前这地就是他家的，他的树在生产队的地里只生长了十三年。公社书记正好是没收木料那个大队支书的儿子，孙国帮说“父债子还，不得不还”，赖在书记的办公室不走。书记没办法，只好自己掏钱给他买了副杉木棺材。对此孙国帮极为不满，他说：“拉走的是一头壮牛，还给我的是一条老水牯。”后来公社改叫乡，小乡合并成大乡，大乡不再叫乡而叫镇。四牙坝并入香溪镇后第七年，镇政府按照县民政局有关规定，人死了一律不准土葬。孙国帮盼望在规定的期限内死掉，竟然不能如愿，只好把棺材折本卖给村里的木匠。当初赔他的人花了800元，他只卖了80元，因为做过棺材的木料做成家具没人喜欢。80元，几乎是白白送人。
    说起这些，没有人不嘿嘿笑。
    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他的大儿子孙佑能，十多岁的时候和他上贵阳时走丢了，都以为他死了，回不来了。有一天他不但回来了，还骑着骏马，腰插手枪，威风凛凛地回来了。回来那年是国民党的营长，几年后率部起义，成了解放军的营长。他给孙国帮带来过荣誉，也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他这个营长儿子若不是战死沙场，会不会当上区长县长，让老孙家光宗耀祖？不过真要活着，他为旧政权卖命的“污点”过得了那么多次运动？
    这些谁也说不清楚。时间既然浩如烟海，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大家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孙国帮已经活过100岁了，把什么都赚回来了。
    谁要是拿这些事问孙国帮，他要么一概否认，说这些事和他无关，要么摇着头说，几十年前的事，哪里还记得，早就忘到爪哇国去了。
    但喜欢追问的人不仅要想，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他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事情？他活到今天是他每一步都选择对了，还是他的命运本来如此。他的一生，结果已经显现，哪怕再活十岁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问题在于，有谁知道这个结果从何而来，要回到怎样的故事中才能解开秘团，才能说这一切无需追问，本来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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