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你听我说一个梦吧，一个充满了声色光影的梦，好像梦里那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
你听我说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有勇气对你讲。我的双脚踩在一个离心的空间里，手是空的，手里没有被握紧的温度。我看见了很多东西，一帧一帧的，连起那个女孩子的笑靥如花。
你每笑一下，我的心就疼一下，一点一点晕开在我斑斑驳驳的胸腔里。
你的声音晕染在我胸口，你说：“嘿，我帮你拍张照吧。”
然后我就站在一片夕照之下傻笑起来。
——这个梦，存在于故事的故事里。如果你愿意听，我就再兜起所有的情绪来说，说完了，我也觉得好像过了一生那么久。
来，让我带你去南方，北回归线以南，我在一家旅店里，掌管着整整三百七十五把钥匙。走上长长的木质走廊，吱呀吱呀，你就会看到我。我站在柜台后面，身后的木柜子上，朱红色的漆，挂着一排又一排的钥匙。
你看起来风尘仆仆，想必赶了很长的路。你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胸前挂着一台好像要散掉的老式双反相机。你抬起眉眼看我：“那把钥匙呢？”你说你的钥匙丢了。我问：“早上不是还在？”你说出门时挂在腰间，一转身就找不到了。“你仔细找过没有？”你说找了，没找着，楼上那么多房间，你忘记住进哪一间了。你应该着急的，但你没有，你神情寡淡，连嘴角的细纹也是寡淡的。我见你胸前垂挂着相机，好奇你拍了什么照片。你摇摇头说：“胶卷忘了装，一张都没拍。”这时你开始着急了，又问，“钥匙呢，你帮我找钥匙，没了钥匙可怎么办？”
我回转身，在这上了朱红色漆的木柜上找，奇怪，找了一遍，找不到，再找，还是没见影子。我也慌了，忍不住心头跳动。你的目光火辣辣地盯在我背上。我面红耳赤，回过头来，拿怯怯的表情对你。夕照下，你的面容在光晕渲染下渐趋模糊。没了声音，你的相机闪光，一阵接一阵，像电闪雷鸣，让这间旅店被黑压压的乌云笼罩了。柜台的钥匙叮当做响，通灵一般，炸开了凌乱的喧响。地板在摇晃，我惊恐地问，是不是地震了？但你依旧只记得钥匙，你问：“钥匙呢。”我说找不着了。你眼里透着失望，在我额上轻轻亲吻，然后转身跑出旅店。长长的走廊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片云雾翻滚的悬崖，你纵身跳下，用像敦煌飞天那样的姿态往下坠，往下坠。一阵颠簸，脚下的震颤越来越厉害，头顶吊灯忽闪，房梁哔剥作响，灰尘弥漫，水泥地板折断了。我先是看到你的头部，接着是身体，继而是四肢，如陶瓷裂痕一般开裂，连同你那副姣好的面容，窸窸窣窣，咔嚓咔嚓，黑色的狂风吹来，你就像一滴水消弭在土地之中。
我在梦里大叫，大哭。瞬间认定你应该是与我相爱的女孩，那双泪水盈盈的眼睛，那两片单薄的嘴唇，分明是我吻过多少遍的。我奔跑你跳下的悬崖，到处看不见你的身影。一股深深的绝望像冷空气一样漫上我的脚底，爬上我的指尖，到达胸腔、心脏、眼窝、瞳孔。
忽然又回到了店里，柜台的电话响了，我伸手去摸，那电话线蜿蜒如蛇，忽然缠绕住我的手臂。头顶的瓦片像刀那样割下来，我只觉得浑身被剃了一遍。待那轰隆隆的巨响掩盖呼喊，我也就和你一同，消失在灰尘四起的废墟之中。
我从梦里醒来，那冷空气一样的绝望感让我打战。在我工作的地方，这个破旧的报社里，正是傍晚时分。如果在这么暧昧的时刻不适合陈述虚幻的梦，那么，让我顺带为你讲一讲现实中的事。当然，我宁愿那是梦。
这栋老式骑楼，头顶呼呼旋转的吊扇，黑暗幽深的走廊，排印好的报纸小样，以及电脑里写了一半的新闻稿，这些才给了我真实感。
电话那头的声音重复了一遍，我才缓过神来。
“小周，来任务了，你马上过来。”
我搁下电话，保存好文档，朝主任办公室走去。
那个恍惚的梦境还在意识里发酵，我迎面就撞见那扇敞开的朱红色木门。
主任头都没抬，电脑屏幕反照着她的脸，只见她摘下厚厚的老花眼镜，说了一句：“清平镇那边出了件案子，要采访，正好民生版缺人，你来顶上。”
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报社有个女同事预产期到了，请了产假回去，没想到这么快任务就摊到我头上。我诺诺地问：“要去多久？”
主任这才抬起头，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吓得我不敢再说话。
她吩咐我去找另一个同事，是他接的爆料电话。
我于是找了同事，同事把写有地址和电话的纸条递给我。案子发生在清平镇，爆料人说是有个叫刘素彩的女孩子在家里自杀了，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希望报社派人去采访一下。
“周岐山，我觉得这事不简单。” 他皱着眉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想起很多和凶杀案有关的画面，血淋淋的、暴力的、变态的、不可思议的，再看着他那张神秘兮兮的脸，心想他是不是幸灾乐祸，不禁心里一阵发毛。
我对他露出牵强的笑，视线便落在手中的纸条上。
纸条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散发着某种冰冷的气息。
我来报社上班的这几个月，正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要不是赵淇出事了的话，我想，我的日子不会过得这么糟糕。原来的我像一只风筝，情绪高涨得想要飞，但是突然之间，她一咬牙，把线头一剪，于是这只风筝便无可挽回地从高空坠落。一部分的我死去了，一部分的我活了下来。她的离去，像是我身体的某个器官被人强行摘除，它在我身体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旦它离开了，那种切肤的痛，以及因缺陷带来的失衡感，便扎扎实实地打败了你。
这几个月我经常梦见她，像中了邪一样，精神恍惚。
还好，还好我没有懦弱到要去自杀，勉勉强强，撑了过来。
工作是一种缓冲。我忙于报社杂七杂八的事务，暂时让自己麻醉其中，一晃眼，已经七月了。记者的工作便是要随时与这个世界保持同步，这期间我见证了不少大小新闻，包括日本福岛的核危机和大海啸，还有温州的动车事故，报社都做过整版的报道。这些虽然牵动了亿万人的神经，但对我而言，毕竟离得遥远，还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不过这次采访任务不太一样。我原先做的是文化版的工作，没跑过民生新闻，所以多少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要到现场去，说不定会直接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
我精心准备了一下，背包里放了手提电脑、录音棒、笔记本和水笔，还有换洗的衣物。
下楼的时候，我又看见楼梯口嵌着的那面镜子，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从“大展宏图”那四个字望进去，可以看见这样一张脸：眉毛浓黑，鼻梁和轻闭的嘴唇勾出一块明显的三角区，眼睛不大，瞳人黑亮，只要嘴角上扬，便是一副好看而讨喜的相貌。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老旧的骑楼，这里的建筑总是令人产生一种踏在废墟上的错觉。这一带再过不久就要拆了，我知道拆迁是迟早的事，这里将被夷为平地：楼会坍塌，砖块和破碎的玻璃窗散落一地，垃圾堆得高高的，天空笼罩在一片灰尘之中，那些吊车、推土机和铲车则会咆哮着，像一群野蛮入侵的异族人，我知道再过不久，新的楼盘就会取代这些老建筑，这里将会变成另一种面貌，变得我完全不认得。我心有不甘，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报社开车的司机老王在大门口等我，我朝他挥挥手，他点头回应。
我坐上他的面包车，就这样上路了。
我们去的地方叫清平镇，是一个类似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可能还要更偏远落后一些。据爆料人的讲述，死者被发现，是今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警方推断，死者应该是昨天晚上没了呼吸的。
同事那句“我觉得这事不简单”总在我心头萦绕。
为什么“不简单”？难道不是自杀，而是一起谋杀？
按照正常的程序，我应该先联系死者的家属。
在刘素彩家里，我进行了第一次采访。
采访对象叫刘勋，是死者刘素彩的弟弟。
这个脸孔瘦削的年轻人，因为情绪失控，眼珠子是往外突的，视线无法集中，所以看起来就像处在梦中尚未清醒过来。采访开始之前，他像一尊在黑暗中凝固了许久的蜡像，脸色青白青白的，嘴唇干裂。
“那时我从外面回来，爸妈不在家里，我喊她，没有回答，我就上楼去。我姐的房间在二楼。当时我也没在意，看到房门关着，以为她出门了。我回到楼下，刚好有人打电话过来，是找我姐的，我说我姐不在，那边没问什么就挂了。我觉得奇怪，怎么不打我姐的手机？平时她出门都带手机的。于是我拨了我姐的手机，铃声响了，是从楼上传来的。我跑上楼敲门，没人回应，推门，门竟然锁了！我便喊了我姐几句，房间里的手机铃声还在响，门又死活打不开，我一下子就慌了，我大声地叫她，手机铃声越来越响，我这才意识到不好了……”
刘勋说话的语速不快，带着微微的颤抖：“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喃喃自语着，仿佛那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他的声音沙哑得很，听得人从头皮到脚趾都发麻了。
他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身子前倾。他低下头，又抬起来，说话的时候，眼里有种近乎绝望的东西，层层叠叠的，生出肃杀和清冷。
这一切使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疲惫，好像复述这件事，会耗尽他积攒许久的勇气。
我假装用心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但他的声音像长了翅膀，在耳边扑来扑去，发出类似蜜蜂振翅那样的声音。
“你姐之前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
刘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视线不知落在什么地方。我的话让他愣了一下，他随即摇摇头：“没什么异常，前一天她还给我煲汤喝呢。”那语气，好像味觉还停留在昨天，在她姐姐还没有离开的时候。说完这句话，他眼里那点微光，便暗了下去。
我轻轻“嗯”了一声，一边在笔记本上又写下一行，一边想象他喝下那碗汤的样子。那碗汤的热度、气味，以及他姐姐看着他喝汤时的表情。什么东西跟“最后”挂上钩都会变得凄惶，就连一碗稀松平常的汤，也会和孟婆汤一样意义重大。
对刘勋来说，发现姐姐的死，只是噩梦的开端，接下来一系列的混乱、悲伤、愤懑，就像地震一般，将他们一家人摇晃得头晕目眩。
试想一下，他姐姐没有告别，没有遗言，没有留给任何人准备和喘息的机会，一声不响就走了，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事发前，刘勋一家人原本是平静的，就像其他普通的家庭一样，衣食住行，日常起居，没有哪一个细节会是溃败的征兆。没有。然而他们一家人的安定生活在一夜之间全都乱了，就像涨满了水的管子忽然爆裂——什么都来不及挽救，统统喷了出来。
变故会令人失去理智，让人成为另一个人。
我想采访刘勋的父母，按道理，他们该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见我亮出记者的身份，他们就像见了鬼似的。
“谁让你来的？我们家的事不要上报纸，没什么好说的！”
被人拒之门外当然不好受，不过幸好刘勋的电话打了过来。他说：“我爸妈情绪太激动，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原谅。”我忙说：“没事没事，可以理解的。”他又说：“我会做好他们思想工作的，你过来吧。”
刘勋家在那条铺满青石板的街上。街直直的，不是很宽，但在小镇上，已算“大街”了。两边排满了高矮不一的民居。刘勋家有三层楼高，墙体铺的是马赛克，而非瓷砖，略显老旧，看样子是好几年前的建筑样式了。
我背着包在纵横交错的巷子里走的时候，耳边隐隐约约传来低低的哭泣声。我不知道是不是幻听，于是赶紧加快脚步。
这是我来清平镇的第二天，这天我约了刘勋作采访。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门口等了。见到我，他点头致意，转身往里走，我掖了掖背包，尾随其后。
采访开始还挺顺利的。有问有答，刘勋也很耐心。随着谈话的深入，我逐渐陷入了一个困境，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底慢慢升腾起来。刘勋看起来丢了魂似的，不过说真的，我看不出他对他姐姐有多深的感情。他的恐惧和震惊，更多来源于他姐姐的死亡所带来的威胁。
刘勋虽然是“目击者”，但他和所有的局外人一样，眉头紧锁，不明真相。
他姐姐死前遇到什么人，发生了哪些事，她为怎么会想不开寻短见——这些都成了谜。
我问刘勋：“警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刘勋说：“暂时没有，报警之后他们很快来了，医院也派了救护车，但没用，太迟了，她吞了太多安眠药……”
我不忍再问下去，脑袋里像灌满了太多液体的容器，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刘勋的话像传送带上的物体，还在我意识里一截一截地移动。
他的声音被吸纳进我手里这支小小的录音笔，持续发出低鸣。
采访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我索性停下来，细细想着刚才的对话，时而环顾一下四周。
屋子的采光很好，客厅里一片亮堂，摆在客厅门口的两株盆栽像是疏于照顾，看起来病恹恹的。这样晴好的天，我不该来这里的，我本该坐在报社大楼办公室里，吹吹空调，呷着咖啡，猫在电脑前写稿。谁又知道，现在我会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向一个年轻人提些无关痛痒的问题，竟然还妄图揪出一些蛛丝马迹！
我坐立不安，融不进这样的氛围里，和满屋子的悲伤格格不入。
刘勋家的亲戚从门口进来，一个个都拿奇怪的眼神看我。
当然，我得假装什么也没看到，所以连打招呼也省了——谁会在这样的场合打招呼？
刘勋母亲受不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晕过去好几次。一醒来就哭，撕心裂肺的，一直喊着女儿的名字。她原本应该有一张饱满、圆润的脸，但现在这张脸干瘪了，眼眶塌陷，红得厉害。从诊所请来的医生正在给她输液，半透明的吊瓶挂在半空，活像一个悬置在人体之外的器官。医生已经开了药给她服下。这个衰弱的中年妇女现在就躺在床上：吃不下东西，哭个不停，精神状态几近崩溃。
刘勋父亲守在她身边，这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短袖上衣，头发蓬乱，因为过度的悲恸，他看起来十分苍老。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一对夫妇，怎么会对这件事态度如此一致，好像女儿的死是一项忌讳，为了将这忌讳坚持到底，他们选择了沉默。这也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他们对媒体拒之千里，难道是怕采访登出来会成了“家丑”？可是，活生生的女儿莫名其妙死了，怎么会不想探究原因呢？
我暗暗观察着，连呼吸也小心谨慎的，怕声音一大起来，就打破了周围凝固的空气。
我改用探寻的语气问刘勋：“你妈还好吧？”
刘勋扫了我一眼，动了动嘴，没开口。他的眼神无疑是在反问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怎么会好呢？他眼里的愤懑像弥散开来的雾气一样，穿过我们之间的距离，牢牢将我裹了起来。他克制着情绪，试图表现得坚强一点，不过眼神交接那瞬间，我就明白了，他的内心如此惶恐——这个年轻人还没成熟到足以独当一面。
我很难再从他身上打听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
我迟疑着，伸出手，按在刘勋肩膀上，他身材瘦削，衣服下面，是凸起的肩胛骨。
他抬起头来：“今天就这样吧，说再多也没用……你走吧。”
这场问答终于变成一块沉坠湖底的石头，再也泛不起一丝涟漪了。
离开前，我在客厅逗留了一会儿，不为什么，就是好奇，想看看。
刘素彩的灵堂设好了，方桌上摆着她的黑白照。香炉里的香快要燃尽，香灰坠落，在桌面洒下一层薄薄的余烬。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她。在我来清平镇之前，她不过是万千陌生人中的一个，连名字也只是一个符号。然而现在，她就在眼前：她的样子被放大，硬邦邦地框在黑色相框里。我盯了几秒，她的脸乍看上去很小，下巴轮廓明显，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黑白照把一切属于现实的浮夸色彩抽掉了，她的面容因此显得很淡。不知道为什么，她让我想起了赵淇，她们和人世隔着那么遥远的距离。刘素彩的眼睛在笑，双唇抿着，嘴角微微翘起。耳朵小巧，隐在头发之下。
她是一个美丽的人，活着的时候或许更美丽吧，这张照片如果放在摄影展里，无疑是一张令人惊艳的肖像照。
我暗暗猜想，同时心里浮起一层悠悠的悲来。对于死者，人总会有天生的怜悯。一个人无论功德无量还是十恶不赦，一旦死了，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他或她身上所有的好和坏、功与过，都会被死神照单回收。然而，眼前的这张脸，那么鲜活，你能判定她是好还是坏吗？
——不能。她就这么无遮无拦地，把生死之间那层薄薄的膜捅破了。
我恍惚觉得，她其实一直没死，她还活着，现在就躲在某个角落静静地注视着我们。
我低下头，短暂默哀。
她为什么会自杀呢？死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力量让她选择死亡？
一种强烈的震颤在我胸腔里翻滚着，像随时要喷出来一吐为快。我又想起赵淇了，在这个时候，这样的场景下，那种感觉很诡异，她们两个人的脸影影绰绰的，忽然重叠在一起互为镜像：刘素彩成了与我相濡以沫的赵淇，而赵淇则附在了眼前这张静默而美好的脸上。
我不敢闭上眼睛，害怕回忆起一切与之相关的细节。
——这致命的细节。
我的喉咙突然一阵发紧，顾不上和刘勋告别，就从他家冲出来了。
阳光照得路面发白，像撒了一层盐。
我的嘴里泛起了酸气，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很难受。
我怔怔站在路边，不敢回头，哪怕瞥一眼都会让人变成死亡的盐柱。太阳灼得我头皮发烫。路过的人一定会以为路边站了个傻子吧——管他呢！我捂紧嘴巴，压制着胃里泛起的酸，直到那阵呕吐感被强行咽下，我才抬起有些麻木的双腿，朝清平镇文化站的方向走去。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拿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第一章 清平镇
清平镇离市中心大约一个钟头的车程。
开车的老王秃了顶，他给报社开了十几年的车，是个说话时不时漏风的中年男人。我问老王：“你去过清平镇吗？”老王侧过脸，瞥一眼副驾驶座上的我，心不在焉说：“去过呀。”我又问：“那地方怎样？”老王说：“小地方一个，去过就知道了。”
老王烟酒茶样样不少，一说话，满嘴黄牙，这让他看起来更显老。
报社的面包车有些年限了，车厢弥漫着一股浓浊的味道，坐着很不舒服。我开了车窗，让风吹进来。老王倒不在意，哼着小调，手指轻轻地有节奏地敲方向盘。我瞥了他一眼，他的啤酒肚，都快顶到方向盘了。车在公路上疾驰，灰扑扑的景色一晃而过，除了那些耸立在田野和山上的高压电线塔，再没什么能引起我的注意。我想，那些搭建这些电线塔的人真是天才。电线塔的数量很多，长得又奇形怪状，头大脚长，完全就是一群遗留在地球的外星人。
途经一片厂区时，一阵恶臭袭来，我不得不摇上车窗，赶紧捂住嘴。老王的鼻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自动过滤臭味，这时候他竟开口问：“小周你多大了？”我捂着嘴，含糊不清地说：“过年就二十四了……”
老王目不斜视，叹气道：“年轻就是好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乡下挑粪呢！”
我“哦”了一声，没搭话，我才没心思和他一起怀旧呢。
老王眼尖，看出我没心思和他说话，故意露出一丝笑来，踩紧油门，车子加速地朝前驶去。
我倚在座位上，一只手搭起下巴，望着车窗外疾速掠过的房屋和树影，发起呆来。
老王掏出一包烟，一手握方向盘，用另一只手递给我。
老王问：“不抽烟？”我笑笑说：“偶尔抽。”
老王语气关切：“小周你精神不太好啊，要多休息，年轻人别拿身体开玩笑哪！”
我找出车里的打火机，给老王点烟，老王斜叼着烟，探过身，对准打火机吸了一口。
他抽烟的样子很贪婪，仿佛要把烟草里的尼古丁榨干一样。
其实我骗他的，我抽烟呢。这段日子我心不在焉的状态越来越频繁，有时写稿，写着写着就突然难过地趴在办公桌上，好心的同事会过来拍拍我的肩，递一杯水，嘱咐我多休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像身体某个部位长了一个水龙头，哪天突然被人拧开了，于是所有的悲伤水一样哗啦啦流出来。
我是最近才抽烟的。上班躲在洗手间抽，下了班，就在房里抽。
我爸妈是那种非常保守的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儿子抽烟，就像接受不了雷锋看见老奶奶跌在马路上不去扶一样。我爸在我出生那年就戒烟了，他大概老早忘了抽烟是什么滋味；我妈呢，更视烟酒为毒物，从小她就告诫说：不准抽烟喝酒，短命鬼都是给烟酒害的。
他们的话对我而言，是禁忌，也是诱惑。
抽烟让我拥有了一种挥霍生命的快感，一支又一支的烟燃烧、熄灭，本身就是一个稀释灵魂的过程。烟民大概是上帝放逐在人间的孤魂野鬼吧。不过奇怪的是，吸烟治好了洁癖。我不再害怕难闻的烟味，不再神经兮兮想要拼命清洗自己。我的十指沾满了烟草味，所以我期盼自己快点变成短命鬼，再回来找人索命——
可是，上哪儿找人索命呢？
我问老王：“哎，老王，你说人活着有意思么？出生、读书、工作，老了就等死，多没意思啊！”老王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的笑意味深长。他吐了口咽，说：“人活着就活着，想那么多干吗？不要这么悲观。”最后一句，老王加重了语气，完全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腔调。我没兴趣扯下去，倒是想起了一句话：“活着活着就老了”。是啊，“人活着就活着，想那么多干吗？”老王今天终于说了句有价值的话。
老王把烟头弹出车窗，回过头来问：“小周，那我要问你，人这辈子最大的选择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突兀，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然后摆出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
老王很得意：“其实啊，人最大的选择就是被父母生下来，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惊叹道：“老王你是哲学家啊！”老王说：“快六十的人了，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这点道理还是想得通的。”老王的见解倒还精辟。我想，如果人可以选择不来这个世上，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但是反过来可不可以说，如果没生下来，我现在也不会坐在破面包车里和一个秃头司机探讨人生问题？
这样看来，老王也不是想象中那么无趣。
一个小时过去了，老王的车子拐向在国道旁的一道牌坊。
牌坊半新不旧，扬满了灰尘，两旁的漆金对联倒是异常醒目。“清平镇”三个楷体字，不知出自哪个名家之手，遒劲有力，大气得很。和高耸的牌坊相比，镇上的一切寒碜多了。放眼望去看不到一栋高楼，大多是平房，估计很久没有下过雨了，路面灰扑扑的。几个小孩在跑，看到我们的车，就停了下来。有一个孩子落下了，站在路边撒尿，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们，仿佛我们是从火星上来的奇怪生物。面包车驰过沙土路，扬起灰尘，我看不清那几个孩子的脸。我看到的都是破旧的，毫无生气的建筑。成排成排的老房子，屋顶是瓦盖的，天长日久，日晒雨淋，变成黑漆漆的一片了。
在日光照耀下，这些屋顶散发着陈旧的光芒。
清平镇的确如老王说的，是个小地方。
我问老王：“他们不会安排我住牛棚吧？”老王笑一笑，打趣道：“你担心这个干吗，他们会让你吃好喝好的。”我点点头：“那我放心了。”
车拐进镇上之后，老王开得小心翼翼。
清平镇的路不宽，行人和自行车要跟汽车相避让。
我坐在车里，看着一张张陌生的脸从身边经过。有个老人牵着一头水牛走过来，水牛浑身乌黑发亮，看到我们的车，老人把牛拽紧了，拉在了路边。牛看上去很听话，摇着尾巴，眼睛漆黑漆黑的。老人满脸皱纹，没穿鞋，身上黑得快赶上水牛了。放了学的孩子成群结队过来了。老王把车停在路边，没熄火，等得不耐烦了，才重重地按响了喇叭。学生的校服是蓝白相间的，远远望去，非常醒目。听到喇叭声，他们像分流的河水，迅速让开了一条道，老王于是踩了油门。车子笨重地穿过了横在眼前的路。
面包车停在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前。房子粉刷得很白，木板门是蓝色的，阳光照下来，粉白的墙体晃得人睁不开眼，看起来就像一栋会发光的房子。
老王下车，我也拎起背包下去了。
迎面走来一个高瘦的男人，三十几岁的样子，刘海梳向一边，戴一副厚厚的眼镜。镜框是黑色的，悬在鼻梁上，大得出奇。眼镜并没有改善他的整体形象，反而让他看起来有点滑稽。
老王走过去打招呼，顺手丢了一支烟给他，又转过身来朝我招手：“小周，过来，这是文化站的蒋主任。”我背好双肩包，快步走过去和他握手，自我介绍道：“我叫周岐山。”这位姓蒋的主任皮肤很白，看不出一点老相，大概跟他从事的职业有关。他正色道：“我叫蒋宏，叫我老蒋就好，上面说来了个市里的记者，让我学习学习。”他说话时目光像刷子，在我身上刷了一遍又一遍。我被刷得不知所措，只好干巴巴地回答：“主任客气了。”
蒋宏转向老王，邀请我们吃了午饭再走。
蒋宏说：“粗茶淡饭，不要嫌弃。”他的断句方式很奇怪，一句话拆成两半，说得四平八稳的。我说：“没关系的，已经很好了。”蒋宏很高，我目测一下，大概有一米八左右，背微驼，像一根纤长的竹竿。老王和蒋宏走在前面，一高一矮，一瘦一胖，样子倒挺和谐的。我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上下打量周边的环境。这栋建筑大概有些年头了，外面粉刷一新，里面却没多大变化。进门是一个厅，墙上挂了一溜水墨画。蒋宏瞥了一眼说：“镇上老年书画协会正在搞一个展，过几天就撤了。”看样子他不太喜欢这些作品。老王装作在欣赏，嘴里嗫嚅道：“嗯，不错不错。”
我在心里鄙视他，老王你懂个屁呀。
厅两侧是办公室，一边一间，办公室很窄，堆满了文件，办公桌漆都掉了，表面磨得光滑，一间摆有电脑，一间没有。有电脑的那间坐了一个女孩子，梳着马尾辫，脸有点圆，正低着头在专心打字，看样子该是搞文秘工作的。见到我们，她客客气气地站起来。蒋宏说：“这是小许。”小许微笑点头，我用一个笑容回应她。
蒋宏吩咐她带我上楼看住的地方。
楼梯是木制的，漆了朱褐色，很窄，又斜又长，踏在上面，我担心它随时会塌下来。小许上楼的时候，屁股摇得好厉害。我跟在她身后，都不好意思看了。到了楼梯口，小许转过身，客客气气地说：“房间打扫好了，现在就能住人。”说完，她推开一扇木板门，让我看看房里的摆设：一张铺了凉席的床，被子和枕头码好了，旁边是书柜和立扇，书柜上放了一只电热壶，还有一个不知道干不干净的杯子，剩余的就是空空四壁了。小许问：“条件还满意吧？”我朝她点点头：“怎么会不满意呢，没住牛棚就很好了。”小许尴尬地笑一笑：“晚上蚊子多，记得点蚊香哦。”说罢，她顺手从抽屉里取出一盒蚊香来。
文化站有人做饭，掌勺的厨娘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短袖衫，戴围裙和袖套，看到我们，她竟然招呼都不打一声。蒋宏向她招手，示意她过来吃饭。厨娘便解下围裙，没脱袖套，坐下来也不看我们，拿起碗筷直接开吃了，嘴里发出很大的声音。我和老王面面相觑，蒋宏大概习惯了厨娘的作风。他撇撇嘴，咳嗽了一声。他和老王邻座，小许挨着我，厨娘坐在我对面。蒋宏开了一瓶五粮液，给老王和我斟上了，老王抢着要给他倒酒，被他拒绝了，他笑眯眯说：“你是客人，怎么好劳驾你？”
蒋宏和我们碰杯，酒上脸了，就开始探讨国事民生。他说话的语调很高，说到关键处，就呷一口酒。“生活不容易，不容易啊！物价再这么涨下去，叫人怎么活啊？”老王附和道：“现在是他妈的国进民退的年代，这年头谁也不容易啊。”蒋宏又说：“我是挂个闲职而已，混口饭吃，过一天是一天。”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老王也干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皱皱眉，把一小杯五粮液从喉咙灌下去。我喝不惯白酒，一杯下肚，肠子和胃都烧了起来。
趁他们没注意，我赶紧夹了菜猛嚼，又舀了一口紫菜蛋汤。
我们三个男人成了这顿饭的主角。
我想顺带问一问和采访任务有关的事，但都找不到恰当时机。
老蒋看到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打了个饱嗝问：“小周有何高见啊？”他一定以为我想就他们谈的话题发表个人看法，但我故意绕开，答非所问：“阿姨的手艺真不错！”厨娘似乎对这句话感兴趣。她抬起头来，对我点了点头，那是一种满带善意的回应。我还想说点什么，蒋宏粗暴地打断我：“她是哑巴，别和她说话。”一边说着，他给厨娘倒了酒，厨娘黑着脸，厌恶地瞪了蒋宏一眼，一仰脖把酒喝光了。
现在饭桌上就只剩小许滴酒未沾了。
我转向小许，悄声问：“小许，镇上死的那个女孩你认识吗？”
小许抬起眼来，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以为她要说点什么，谁料她低下头，不耐烦地说：“吃饭你问这个干吗？不认识！”
我只好无趣地打住。
这顿饭吃了很久，久到我都腻了。蒋宏巨细靡遗发了一通牢骚。他说他是读书人，读书人就该心怀天下，这是他结交朋友的一个准则。他说：“小周，我一看你就是个文化人，今天煮酒论英雄，来，不醉不归！”我以为他醉了，但他没有，清醒得很，倒是老王让人操心。他的秃头涨得红红的，我趴在老王耳边问他：“老王你还行吧？”老王满嘴酒气，拍拍凸起的啤酒肚说：“死不了！”然后他站起来，掏了半天，从裤兜里掏出车钥匙，摸着肚子摇摇晃晃走出去。他钻进车里的样子，像只喝醉酒的肥猫。
车子启动了，“突突”地发出响声。看来喝酒对他的驾驶技术没有一点影响。
很快面包车载着老王消失在清平镇灰扑扑的路上了。
我担心老王半路会被无情的交警给拦下，醉酒驾车可是要关起来的。
酒足饭饱，蒋宏骑摩托车回家。哑巴厨娘在收拾饭桌。小许给我一把钥匙，吩咐道：“晚上锁好门，这是我号码。”她把一张写有她号码的便签纸递给我，我急忙拦住她，问道：“小许，附近有卖路由器的地方吗？”小许满脸疑惑，她肯定以为我在说醉话。我赶紧解释：“是这样的，我想装个路由器，拉条网线到楼上……”小许说：“你就来几天，用得着那么麻烦吗？”我也认为这个想法很可笑，我为自己辩解：“还要写稿嘛，没网络可不行，再说，文化站那台电脑我不放心。”
她摆出一副“悉听尊便”的表情来。
我记下她指的大体路线，揣上钱包往电脑店的方向走去，酒气未散，我的头还有点晕。
路由器买回来，我参照说明书看了半天，再捣鼓一番，费了好大精力总算调试好了，接上笔记本，点开浏览器，OK，网速还行。
忙完这些，我满身臭汗，于是下楼，在浴室里冲了个澡。
这个夏天南方高温，好像天上某个地方发生了火灾，消防队员还在赶来的路上，于是大火透过云层，把热度不遗余力地传递到人间。呼吸间，我明显闻到空气中渗进来的烧焦味道。浴室用的是抽上来的井水，清凉得很。不过井水没有让人心凉下来。我开始认真思考我为什么会来这里。记者是世界上最无聊的职业之一，说白了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工。我特别同情跑民生新闻的同事，真是一个伟大的物种：哪里撞车了火灾了死人了就往哪里跑，风雨无阻，不辞辛劳。遇上“敏感事件”还不能报，要装聋作哑，上面有领导盯着呢！领导让你发，你才能发，领导觉得稿子触底线了，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你毙了。
我的心态很不正常：一方面向往一线城市的繁华，另一方面又留恋这座小城的悠闲，这和一个站在地球上扯自己头发妄图逃离地心引力的傻瓜没多大区别。大学同学拼了命想留在大城市，打死不回老家工作。对很多人来说，回家工作意味着没出息。他们嚷着梦想，嚷着奋斗，可是，在一个不理会梦想的城市里，什么梦想啊、奋斗啊、未来啊……这些光鲜亮丽的词语，不过是装点青春的一簇漂亮羽毛：既不能让你变凤凰，也不能让你活得更好。毕业后，我回老家报社上班。同学都不明白，为什么我放着好好的省电视台不去，反而退居二线城市？毕竟那时我已经在电视台实习了三个月，就快转正了。我没什么好说的，就当我没出息吧，我只是不愿将大好年华透支在一座没有梦想和爱情的城市。
洗完澡后，我从背包里摸出一包万宝路，点了一支抽起来。
没事干又不知怎么消磨时间的情况下，我只能想到抽烟。人一旦习惯之后，就会相信吸烟真的可以麻醉神经。不过这样的情况不多。我是个天生的工作狂，只有忙到身心俱疲的状态我才会觉得生活是充实的，才会觉得生命是美好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忘掉她，忘掉生活中让人呼吸急促的那部分，才能把身上那点残留的伤春悲秋扔回垃圾堆去。有时候生活就像是这样巨大的垃圾堆，它无怨无悔接受人类丢下的废弃物：快乐的、悲伤的、肮脏的，以及干净但已经没用的东西，可是人类还总是不满足，还嫌它脏，嫌它滋生蚊虫，嫌它让整个世界充满腐臭。
我想了想，决定第一天什么都不干，采访的事，只要报社不催，我就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外面蝉声轰鸣，它们拼了命在叫，夏天都要在这喧嚣的叫声中被震碎了。
我扯了一角被子盖住肚子，闭上眼，很快就睡着了。蝉声组成了一支宏大的交响乐团，声音环绕耳边，在恢弘的旋律中，一切重量消失了，我缓缓滑翔，轻轻地，像一片羽毛，滑向了一个未知的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了赵淇。
我有多久没见到她了？梦里，记忆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顺序来，实在想不起，我俩多久没见面了。赵淇怀里抱着什么，我猜，那要不是一本书，要不就是一张唱片，这些，是她的土壤她的养分，没了它们，她活着就没多大意思。
赵淇的表情淡淡的，眼神却犀利异常。
她朝我走来，裙裾飘扬，靠近的瞬间，她的眉目挑起来，声音是一种近乎无情的冰冷：“周岐山，你终于来了，这么久了，你想我吗？”我非常疑惑，眼前的这个人是赵淇吗？不是的，我认识的赵淇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的，那语气里透着什么呢？我想了一下，对了，是“轻佻”。在她面前，我永远像个孩子一样胆怯，不是应该对她恨之入骨的吗？为什么还那么怕她？我的声音颤颤巍巍的： “我想你。”
“你骗人。”
“我没骗人，我是说真的，我想你。”
她满脸狐疑，眼睛里那潭水，深不见底。她举起手，指着我，然后尖声笑起来，她的笑有种震荡万物的魔力，周围的空气在那声浪中荡起涟漪，涟漪一圈一圈扩散，然后她将我推得很远很远。我努力朝原来站的地方迈去，但我的双腿被什么缚住了，动弹不得，我只好用眼神恳求她的宽恕。那种刺痛感从背脊涌上来，抵着身体某个部位，我低头一看，惨了！心脏正中间空出一个黑黢黢的洞来，血正肆无忌惮从里面流出来。我吓呆了，但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任何疼痛。那像被凿子凿出来的洞，成了附着在身体上的器官，连接外部，输送血液。
这时的赵淇像极了一个孤傲的女王，她高高在上，来到我眼前，逼近我，一张脸就要贴上我的鼻梁了。她质问道：“给你的东西看了没有？说啊——你看了没有？”我一脸疑惑：“什么，你说什么？”我接连问了好几遍，但她一点反应也没有。她的表情如此哀伤，泪水挂满眼角：“你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秘密了，永远不可能。”
片刻之后，她对我发出冷笑，然后一个转身，消失了。
我猛地睁开眼，满头大汗地醒过来，心脏突突地跳得厉害，恐怕只要把喉咙再张大一点，它就能蹦出来了。我这才发现，原来睡觉时把手按在心脏那里了——据说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梦。我又闭上眼睛，想抓住一些梦的碎片，奇怪的是，回想起来的东西都模糊不清。梦里的赵淇究竟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怎么打扮，这些统统都想不起来了。
一阵惶惑过后，强烈的失落感随之席卷过来。如果没醒来，是不是就能永远和她在一起了？可是，我还是挣扎着醒过来了，并且醒得那么理直气壮如释重负。
赵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说的那个秘密是什么呢？
我想得头疼，太阳穴那里被什么虫子蜇了一般，疼死了。
立扇呼呼地转，风是热的，双脚着地的那瞬间，水泥地板才给了我冰凉的触觉。我提起书桌上的电热壶，掂了掂，还有水。我也不管那水干不干净，插上电，然后坐在床边发呆。电热壶功率很大，不到五分钟，水就烧开了。壶身圆滚滚的，水沸腾着，像随时要冲开盖子喷出来，咕噜咕噜，声音很大，很吓人。
我坐在床边，怔怔地看它，像看一个恼羞成怒又无处发泄的人。
我倒了一杯开水，拿在手里，盯了很久，一口都没喝。也许我只是享受水从冷却到沸腾的过程罢了。说实在的，那声音蛮吓人，不过听起来非常爽，真的，那种感觉——沸水把藏着掖着的恐惧鼓荡开了，呼呼呼，一口气全喷出来。
我推开窗，把那杯水直接倒出窗外，水呈现出一种没有规则的形状，哗啦一声跌在地上。
我在楼下洗脸的时候，手机响了，James Blunt的声音飘出来，是那首《You‘re Beautiful》，高潮部分很嘶哑，我担心再高半个key这个英国歌手的声带就要撕破了。赵淇喜欢这首歌，她要挟我：“不许换哦，不然和你分手。”这话听起来，好像James Blunt才是货真价实的正牌男友，而我不是。我确信，那时她是这么说的。那时我一定也是无可奈何地说：“服了你了，赵小姐。”
——想到这里，我苦笑了一下。周岐山你真傻，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呢？你不是应该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吗？为什么还会想起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来？
铃声继续响着，我胡乱在衣服上擦擦湿淋淋的手，按了接听键。
这时除了我妈，大概没人关心我是死是活了。
我妈讲电话的声音大得出奇，每次我都要强调：“妈，小声一点好吗？耳膜都震破了。”电话那头，她笑声爽朗，我怀疑她今天是不是中彩票了。“周周啊，你在干吗？我和你爸今晚吃火锅，有鸭嘴鱼，还买了好多东西哟！”我妈这人就这样，不知和她重复多少遍了，我现在是大人，别老像小时候一样喊我“周周”。这名字听着恶心，别人还以为周家儿子是个智障，一把年纪了还在上幼儿园呢。今天她变本加厉，不但喊我小名，还故意引诱我，明知道她儿子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都说了，出来几天，作个采访，完成任务就回去。”我妈这时才一本正经，关心起我的温饱问题。我本想告诉她，晚饭还没吃，怕她担心，于是改口说：“我要去吃呢，这里很多好吃的。”我妈是个聪明人，什么事都瞒不过她，“清平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办完事早点回来，你爸这几天念你念得快发霉了。”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着，听着怪吓人的，她比我爸幽默多了，比喻和夸张两种手法用得恰到好处。电话那头我爸的声音响了起来：“别听你妈乱说，好好工作，别分心——”我在心里暗笑，老爸啊，也就这点心口不一的本事了。我妈压低了声音：“听说你去采访一个自杀的案子？要不要你爸说几句？”语气神神秘秘，听起来像他们亲爱的儿子就要奔赴战场，他们来送行一样。工作上的事我很少和家人提及，这回也不例外。
我略过问题，想了想说：“我找点吃的哦，晚点再打回去。”
事实上我没有打回去。我找了间小店吃晚饭，要了一份猪脚饭。隔壁桌三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在说黄段子，他们笑得很大声，小店的老板娘也在笑，他们笑一句，我的心就震一下，再笑一句，我再震一下，原来“格格不入”这个成语形容的就是现在的我。
黑夜漫了上来，除了房屋亮出的灯火，远处的山林和田野都没入了遥远的夜色中。
匆匆扒完了饭，我抽了张纸巾擦擦嘴，付了钱，然后就沿着沙石路慢慢走回去。
大树下有路灯，有人坐在树下乘凉，昏黄的灯光氤氲开来，成了黑暗中一块明亮的斑。
我又想起那个梦了。那个该死的梦。有的梦做过了就忘得一干二净，有的却清晰得毫发毕现，还有的醒来之后过滤一遍，你虽无法追寻那层虚幻的空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又隐隐觉得，那些轻盈的、沉重的碎片皆与你有关。
梦是一个装满杂碎物什的箱子。只有打开它，你才知道，箱子里究竟藏了些什么旧时光的遗物。
赵淇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她要我看什么东西呢？
疑惑像气球那样膨胀开来。可是，那样一个赵淇，一个现身梦境中虚幻而真切的赵淇，她像念出咒语便骤然消隐的女巫，彻彻底底化作一缕烟，飘然而逝。
她要我看的是什么呢？
她留下来的东西少得可怜。我在脑子里一件一件检索，是她写的信吗？不对啊，那些信我老早看过了，不可能是这个，再说，我早就将它们烧成了灰。我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事实上，赵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她的世界离我那么远，远到只要不去想，就再也看不见。
我恨起自己来：你怎么那么傻呢，不就是一个梦，梦里的事那么较真干吗？
从小店到文化站的这段路并不长，但我走得很慢。灯光把我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我要想方设法把这个该死的梦忘掉。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流亡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当权者剥夺了我的自由，或者说，我剥夺了自己的自由，置身在茫茫的冰天雪地，忏悔、祷告，祈求返回繁华人世，祈求不要这样孤独终老。这样的目的无非一个，那就是寻找，可是寻找什么呢？寻找自己吗？为什么非得来清平镇这个破地方？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心一阵紧缩，血液飞速地涌上头顶。
我想起《老人与海》里那个渔夫圣地亚哥，他在大海里航行了八十四天仍旧一无所获。不过我幸运多了，因为我终于想起来了，赵淇要我看的是什么。没错，我想起来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漏掉呢？真不可思议！借着手机屏幕透出来的微光，我掏出小许留下的钥匙，摸索着打开门。我顾不上开灯。我在漆黑中登上楼梯，鞋子踩过木板，又窄又长的楼梯，就像一段通往神秘洞穴的甬道。
“嘭嘭嘭”的声音在黑暗里猛烈地撞击心脏，一下一下，撞得我就要喊出声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