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屏，天津人，祖籍沧州，现居北京。一生大致生活轨迹是，上学，上班，上医院。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带我去阿尔泰》、《后刺青时代》、《两个人的旋转木马》、《深度忧郁》、《敲敲门》、《废墟》、《南门脸》等十余部，另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大串联是文革记忆的标志性事件，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是从大串联开始走向社会、认识人生的。主人公石磊从北京→大同→延安→成都→遵义→贵阳→韶山→郑州→北京，如此这般转了一圈又返回了起跑线，这既是《大串联：红色年代激情泛滥的侵略性青春》的地理路线图，更是蕴含着人生成长的“在路上”的轨迹。这些中学生在回到“起跑线”的时候大都创痕累累，有的甚至于中途失踪，每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的伤害。然而，在另一面，他们又是以“入侵者”的角色来进行大串联的，对当地的破坏不言而喻。几十年后，六十岁的主人公再次重走串联路线，对十七岁的那次大串联，进行了反思和了结。

　　我以为是的还他一个是，
　　我以为非的还他一个非，
　　我以为应该这样办的，
　　或以为应该那样办的，
　　便自己打定一个主意或态度。
　　——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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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不是为她，我绝对不会登上这辆列车。我知道上了车就下不来了，我也知道不上车，恐怕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月台上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觉，反正我感觉似乎毛主席昨天接见过的五十万名红卫兵都聚集在这里了。等我挤上这一趟去西北的车，我的裤腰带都断了，只好拿背包带临时扎上。我的伙伴们在十二号车厢，见了他们，我才后悔，我只背了个军挎包，装了毛巾、裤衩和袜子，外加上五块钱、六斤全国粮票，而他们人人都扛着个铺盖卷。看我来，他们都盯着我的蓝裤子，偷偷笑。
　　他们都很纳闷，见我单枪匹马，脸上都露出疑问的表情：家辉呢？家辉是我们这次大串联的组织者，偏偏就他迟迟不见踪迹。我告诉他们，家辉不能来了，他家昨天夜里被抄了，他爸他妈也被押走了，他得照顾他的俩妹妹。我从裤兜里掏出红卫兵袖章，家辉叫我把这个上交，他不想因为他，而给红卫兵脸上抹黑。
　　原来学校最大的红太阳造反总部组织了一个大串联队伍，可是要想参加，附加条件太多，还要经受种种的考验，过了关才有资格。比如他们会叫你打你最好的朋友俩嘴巴，或是给某个他们不喜欢的老师的脑门上写上一条标语，如果你的父母被揪出来了，他们甚至会让你押着他们到最热闹的地方游街……
　　他们这是故意刁难人，家辉说，我们不吃他那套。
　　更不要说你参加了他们大串联的队伍，一道上少不了给那几个头头拎着包，当他们的勤务兵，他们会拿你当狗使唤。干脆，我们自己单独组织一支大串联的队伍，跟那些混账王八蛋分道扬镳，我们做自己的主人，家辉说。我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江晓彤是第二个，杜寿林本来就是我的跟屁虫，他是第三个。至于谁来当这支队伍的领导，老办法，抽扑克牌，双数赢，单数输，结果，江晓彤的手气壮，头一张牌就是红桃圈，最大，就只好由他冲锋陷阵，而我们跟在他屁股后面摇旗呐喊。
　　整个车厢，连行李架上和座椅下边都堆满了革命小将，我只好戳着，还只能一只脚着地，金鸡独立。尽管遭罪，但是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漆黑的光芒，我们大多是头一回坐火车出远门，幸亏不要路费，戴个红袖章就能畅通无阻。江晓彤咬着我的耳朵问，你的裤子是谁的，我说是借的，他就笑，我回手给他一巴掌，我知道他是别有用心。昨天接受检阅的时候，我站金水桥东头，半截腰尿憋，又怕我中途离开耽误事，结果把裤子给尿湿了，给我的这些伙伴儿留下个把柄，总拿我找乐。列车启动了，人们都把窗户打开，将身子探出去，跟月台上的人们招手告别，不管认识不认识。车厢的后头，有两拨人开始辩论，一拨是北京大学的，一拨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在争竞聂元梓和蒯大富谁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强，许是因为地方小，无用武之地，才没动拳头。江晓彤说他一点儿都不佩服聂元梓和蒯大富，他佩服北师大的谭厚兰，也许是我因为不像他那么有雄心壮志吧，就含糊过去了。我知道背地里他总练习演讲，跟列宁一样，一只手揣在兜里，一只手指点江山，不过，齿音字太厉害，他是前年从白城转来的插班生。挨着我的杜寿林一直注视着窗外，谁都不理，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可是，我仔细一端详他，却发现他在啪嗒啪嗒地流眼泪。我问他是不是舍不得他妈妈，他说他没有妈妈了，我说那么你就是舍不得你爸爸，他说他也没爸爸，我就奇怪了，问他究竟舍不得谁，他说他舍不得离开北京。江晓彤很轻蔑地哼了一声，指指车厢的前头，叫杜寿林看看人家，从打上车就拉歌，一首又一首，慷慨激昂。我这才注意到，那是六七个梳小辫的女生，一边唱一边打拍子，很是飒爽英姿，一点儿都不恋家。其中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生，粉脸上一边一个酒窝，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她，她也梳着大辫子，也一边一个酒窝，只是她比面前的这个女生的眼睛透明水润。我一直疑惑：她为什么悄然离开我，而且一句话一张纸条都没留下？这似乎是一个秘密中的秘密，我只有找到她本人，才能解开这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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