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都，本名李俊丹，男，汉族。1977年1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自青年时期就酷爱读书写作，遍览诸子百家、经史典籍，尤其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军事历史尤为喜好。
    2006年从事文学创作，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长篇历史小说《雪域风云》《魂归冈底斯》；散文《水的儿女》《昨天、今天》《在那遥远的地方》《爱人同志》，以及谍战小说《国家盾牌》等。

    故事发生在1940年初夏。国民党军政部少校翻译、中共地下党员黄仲泰，突然接受了一个秘密使命：前往德国营救被纳粹囚禁的中国轻武器专家袁文道。这人是一个能用耳朵听出枪械的故障、型号的神奇人物，人称“袁瞎子”。
    在旅欧同志的帮助下，黄仲泰救出了袁文道，并和华侨李志民带着疯癫的袁文道踏上了归国之路。这条归国路线曲折艰险，危机四伏，跨越了欧洲、非洲和亚洲。一路上，袁文道从疯癫到恢复正常，日本间谍沿途追杀，他们还卷入了英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间谍战。
    时值秋日，黄仲泰和袁文道满怀喜悦地回到了祖国。没想到袁文道身染重病，不治身亡。从此以后，黄仲泰一到夏日，就会拿出袁文道赠送的银项链，眼前浮现出袁文道的面容，耳边响起弗兰教授的那句犹太名言“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在这一路上，正是这句话支撑着他们回国的信念！

    一阵阵尖锐的声音把我从梦中吵醒。“空袭警报？！”我下意识地一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正要跑向附近的防空洞，这才发现是床边的电话响个不停。原来是一场虚惊。我看了看桌上的闹钟，才早晨5点，我极不情愿地抓起电话，为刚才的梦被打断而怏怏不乐。
    “谁啊？！……”我不耐烦地问道。
    “黄仲泰少校吗？”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他好像是江浙一带的口音。
    “是……您是？……”
    “我叫郭恒，是军政部钱家源主任的秘书，主任要见您，呆会儿我来接您。黄少校，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听懂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懂，不知搞什么名堂！
    我缓缓地放下电话。钱家源是军政部的要员，他到底找我干什么？什么事情这样紧急，非要在清晨5点打电话不可呢？
    这时，紧张刺激着我的神经，与此同时，大脑皮层中的纪律施令者，已经掌控了中枢神经，正在逐一检查身体各个部位。我伸伸脚，弓弓腰，十指紧紧地攥着，又松开。现在，施令者通过整个脑内通讯系统发布了今天第一个指令：起床。我起身下床，光着脚走到阳台，点燃香烟，静静冥思。
    一轮红日从地平线升起，重庆的天气比南京的还要难以适应。高压气流持续徘徊，湿度很大，天穹低垂，异常阴霾。山城特有的雾气缭绕在两江四周，这预示着又一个闷热天的来临。大街上冷冷清清，广场上的报警旗杆，光秃秃的，没有挂防空警报球。
    自从日本开始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起，重庆城里的居民们，最担心的就是“挂了球没有？”这句话。所有人见面除了问好之外，第一句话就是：“挂了几个球？”按照规定，旗杆上挂一个警报球，表示注意警报，今天会有敌机来袭；再挂两个警报球，表示空袭警报，敌机已经到了重庆附近；若是挂着的三个红球全部落下，意思是紧急警报，敌机飞临重庆上空了。而旗杆上只挂一个绿球，则是解除空袭警报。
    现在，我的大脑施令者发布了第二个命令：注意，今天有危险！我的脑海中竖起一根报警旗杆，并挂上了一个警报球。
    我在阳台上打了一趟太极拳，然后煮上咖啡，手表的指针指向6点。我回想起郭恒在电话里的话，旋即拿起电话，刚拨了一个号码，耳边回荡起张秋冰的话：“黄仲泰同志，不要轻易和我联系，这是纪律！”
    我缓缓地挂了电话。对啊！我不该这样草率，现在需要的是镇定。话说回来，张秋冰是我的良师益友，在这个神秘且孤独的情报战世界里，他等于我唯一的亲人。
    咖啡煮好了，略有点苦味，我喝完咖啡走进洗漱间，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
    镜子里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瘦高个，体格还算健壮。他的肩部有一道又长又深的疤痕，这是在秘密营地训练时留下的纪念。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到无数的面孔----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婴儿、树下习武的男孩子、勤奋读书的中学生、性格内向的中国留学生、快人快语的中国同志、寡言少语的军政部少校------这些面庞一动不动，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的事儿。每天我都会在梦里回到过去，回到同志们中间，那里充满了欢笑、喜悦、乐观和安全。
    我对着镜子用德语问自己：“喂！难道你暴露了吗？”
    镜子里的人摇了摇头：“怎么会呢？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要对自己有信心，敌人是愚蠢的。”
    我又用俄语问：“我今天穿什么呢？是军装还是西装？”
    镜子里的人咆哮道：“真讨厌！你是去相亲吗？谁他妈的在乎你穿什么？光着屁股去也没人说你！”
    我刚换上烫好的军装，屋外就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是那个叫郭恒的军官来接我了。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要沉着冷静！我的同志！”
    这辆老掉牙的“奥斯汀”牌轿车窄小闷热，而且我坐得不是地方，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到我这边的窗子上。我挺不自在地扭动身子，把手指伸进箍得严严实实的衬衣领子中，想透点凉气进来。没想到今天的天气会这么热，我穿这么一套衣服，真是傻气！不过想到接见我的人是军政部的要员，必须给他一个好印象，这样不但有利于我的“升迁”，更利于以后的情报工作。
    几年前，这条公路两边是热闹的会场。无数担子散落在会场四周，有凉粉担子、抄手担子、蒸糕担子、马蹄糕担子、素面甜水面担子，担子前围着享用美食的人；硕大无朋的油纸伞排列整齐，伞下汇聚着茶摊子、鸡油摊子、烧腊卤菜摊、油茶摊子等等，吆喝声此起彼伏；卖瓜子花生、卖糖酥核桃、卖橘子青果、卖糖炒板栗的小贩，在人群中串来串去。小市摊上，妇女们挑选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品：时兴的西洋方巾、桂林轩的香肥皂、桃圆粉、廖广东和烂招牌的剪刀、惹人喜爱的洋针洋线；苏货、广货、京料子，铜的、银的、包金的，项链、围巾、手镯子，无不带着一种诱惑面目，放出种种光彩，将人们勾到摊子前。电线上经常会挂着几个美丽的气球，空气中飘荡着人们欢愉的笑声。
    现在，整条路都冒着白烟，马路两旁的房屋大多数已经倒塌。四川的房屋是木架结构，很少用砖墙，房子倒下来，堆叠压在地面，就像积木块。行人寥寥无几，大都是灭火救人的防护团团丁。炸碎的家具、吱吱冒烟的弹片、零乱的衣被、砖瓦木架和人的尸体，无不带着死亡的面具，让所有人掩鼻而去。电线上竟挂了几串紫红色的人肠子，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火药的气味。
    和日本开战不到三年的时间，中国大片土地沦入敌手。首都南京被占领，国民被屠杀，这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人间悲剧，是奇耻大辱。人们哼唱抗日歌曲，赶赴抗日前线，但浓郁的爱国情怀却无法掩盖一种失望情绪。这种情绪来源于大武汉的沦陷、政府官员的腐败、将帅指挥的无能和对未来前途的迷茫。大家都在心里问着同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奥斯汀”驶上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陡峭山路。嘉陵江西岸林木繁茂的群山，不但挡住了日本轰炸机的视线，也让热浪变得有气无力，从江面吹来的微风，清新凉爽。陡峭的山坡伸向幽暗的山谷，山底的嘉陵江奔腾而下，咆哮着流向远方。
    不一会儿，车在一片参天大树荫蔽之下的院落前停了下来。院落里里外外戒备森严，门口加了双岗，站着全副武装的宪兵。七八辆挂着特种牌照的轿车，停在门前，五六个头戴礼帽、身穿黑色中山装的彪形大汉在车边吸着烟，这种人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的特务，我们地下工作的老对手。
    我心头一紧！钱家源见我到底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这里会来这么多人？大脑施令者立刻挂起了两个警报球：今天有事儿发生！
    我忐忑不安地跟随郭恒，走在一条浓荫遮盖的三合土路上，绕过一座精心布置的花园，路两旁星罗棋布地点缀着亭榭、假山、花台和一排平房。这时，我看见一片葱翠欲滴的芭蕉林里，隐藏着一栋浸在晨雾中的灰色小楼，四周静悄悄的，死气沉沉，神秘兮兮。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得后背一阵冰凉，一股杀气正向自己袭来。
    “黄少校，往这边走。”我在郭恒的带领下，走进了灰楼的正厅。厅里的陈设无疑是上等的，一色的红木镶嵌黑色云母石的椅子，茶几上摆设着精致的茶具，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随我上顶楼书房，钱主任等候多时了。”郭恒有礼貌地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向我指了指上楼的台阶，他是一个在上司面前循规蹈矩的“机灵人”。
    我好不容易才迈动灌了铅的脚，学着郭恒悄无声息的步法，沿着铺了红色地毯的台阶上了顶楼，
    书房是一间隐蔽的阁楼。郭恒推开门，钱家源笑嘻嘻地迎了上来。他年近五十，矮而胖，满脸红光，骨碌碌的小眼珠，多肉的嘴唇，厚厚的下巴，笔挺的军装，皮鞋擦得蹭亮。之前，我曾在几次宴会上远远地看见过他。他总是在同事中穿梭而行，咧嘴大笑，可以看出他和人家那种嘻嘻哈哈的亲密不过是一种掩盖，里面更多是很精明的交易。对于上司，他有一副动人的嗓子，说出一大串忠诚的字眼，一双小而肥的手富有表情，不时逗得上司哈哈大笑，使长官们简直无法拒绝他的献媚。
    “主任好！”我立正敬礼。我发现书房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陌生男子。
    “仲泰，”钱家源对我说。“来，我给你介绍下，这位是军政部兵工署吴南浦处长。”
    这时，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用流利的德语说：“您好，黄少校，认识您很高兴。”看得出吴南浦没有官架子，为人谦虚，他用了德语中的敬语和加上对方的头衔，表示对人的尊敬。
    我早听说吴南浦不简单。这人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数学专业，3年内就拿到博士头衔，并在学术刊物多次发表论文，被德国学术界誉为“神童”。他在兵工署主管武器生产后，再次赴德学习军工技术，据说用德文写的笔记竟有四十多本。吴南浦是国民党中少有的干实事，说实话的人。
    我用德语说：“您好，吴处长，见到您是我的荣幸。”也许在官场呆久了，我情不自禁地加了一句“拍马屁”的话。“说起来，您还是我的学长，学习的榜样哩。”
    吴南浦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连连摆手说：“过奖了！过奖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你们年轻人厉害。”
    “这位是外交部情报司欧洲处的罗琦主任。”钱家源指着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说。情报司的人常常利用外交官的身份，搜集世界各地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罗琦的父亲是外交部的高官，罗琦同吴南浦一样，是我留德的学长。只不过在大家刻苦学习的那些年月里，经常在柏林咖啡馆里的一帮纨绔子弟群中，看见他的影子。这些人喜好研究欧洲的美食、电影、舞蹈、服装和时髦的语句。归国后，罗琦成为一个颇有本事的钻营家，他感兴趣的不是情报收集，而是个人职务的升迁和金钱美色。
    罗琦躺在沙发里，含着烟斗，用美国电影中打招呼的动作，潇洒地向我点头挥手。我也学着这种“洋招式”笨拙地回了礼。
    “这位是……”钱家源故意压低了声调。“军令部第二厅的彭四维，郑介民厅长的得力干将，党国最出色的情报专家。”
    我的后背惊出一层冷汗。军统的人？！他来干什么？莫非我的身份暴露了？我吞下一大口唾液，用牙齿咬住嘴唇，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强作笑颜地同彭四维握了手，他的手瘦而冰，那张方形的脸看上去冷酷无比，活似一具无情的僵尸。
    这时，我那三个气球全部落下，脑子里全是紧急警报的长啸声。
    钱家源招呼大家入座，郭恒从旁门端进一个托盘，送来咖啡和香茗，并轻声在钱家源耳边说：“主任，挂球了。”钱家源的手哆嗦了一下，脸瞬间变得苍白，肥屁股向外挪了半寸，很快又坐了回去。他给郭恒使了个眼色，郭恒毕恭毕敬地退了下去。
    从不喝咖啡的钱家源，本以为这东西可以定神，他将整整一杯咖啡倒入嘴里。但他并不知道咖啡因会在紧张中添乱，很快，钱家源的额头冒出了汗珠，人显得烦躁不堪。“眼疾手快”的罗琦，赶紧替钱家源点燃了一根香烟，他这才恢复了常态。他说：“赶紧开始吧，吴处长，您先说。”
    吴南浦指着一个中年男子的照片，说：“他叫袁文道，湖北孝感人，他的父亲是汉阳兵工厂有名的枪械技师。袁文道从15岁就在兵工厂当学徒，身得其父真传，不到10年的时间，就成为汉阳兵工厂响当当的'王牌技工'，人们送了他一个'袁瞎子'的名号。”
    “'袁瞎子'？”钱家源疑惑地问，“莫非他看不到，或是视力有问题？”
    “这倒不是，因为他找枪械故障、判读枪械型号、出产时间等等甚至不用眼睛看，用耳朵去听就行了，所以叫'瞎子'。我亲眼见过，名副其实，果真如此。”吴南浦笑着解释道。
    吴南浦的话引得众人一片唏嘘赞叹之声，都称之“神奇”，我也觉得这人真是神了，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能用耳朵判断枪械的故障。看来今天是围绕袁文道来说事，我心中挂起了绿球，警报解除了！不过，我还有一个疑念：我并不认识这个袁文道，今天叫我来干什么呢？
    吴南浦说：“三十年代初，我们兵工署和德国军工企业展开合作，毛瑟兵工厂的德国技师到了巩县兵工厂，帮助我们仿制生产1924式毛瑟步枪。由于汉阳兵工厂从建立开始，就引进德国的技术，他们生产的'汉阳造'就是按毛瑟1898步枪为母本仿制生产的，所以袁文道对毛瑟制式的枪械十分熟悉。袁文道的父亲就是一个德国技工带出来的，父子俩都能说德语，看懂简单的德文。由此，兵工署就把袁文道调到巩县兵工厂，配合德国技工的工作。不久，德国方面向我们提出，中国兵工厂的技工技术熟练，但文化程度太低，对现代军工的认识度不高，这很不利于军工制造的发展。他们愿意帮助我们培训技工，头一个点名的就是这个袁文道。就这样，袁文道远赴德国，学习枪械制造，他先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了机械制造，没想到竟拿了个硕士学位。”
    彭四维打趣道：“吴处长，你们军工行业真是人才辈出啊，处长拿博士，技工得硕士，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吴南浦谦虚地笑了笑，继续说：“接着，袁文道进入德国著名的伯格曼兵工厂，学习轻武器制造，师从兵器专家施迈塞尔。他参与了德国数种轻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并对MP-38和MP-40型冲锋枪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改意见，使其降低了成本，更适合实战，此枪深得德国官兵的喜爱。袁文道此举轰动了整个德国军工行业，当地报纸还专门报道了此人，题目叫'中国瞎子神了！'很快，他就成为德国军工行业中一颗闪亮的明星。”
    钱家源叹道：“厉害，厉害！此人不为我们所用就可惜了。难怪部长说，这种人才不能滞留在外国，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才行。”
    这时，窗外响起呜呜的一阵怪叫，郭恒闯进来大声说：“主任，空袭！敌机空袭！”
    咖啡因使人兴奋。钱家源轰的一声蹦了起来，他刚要起身往外跑，这才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自己，立刻又坐了下来。钱家源瞪着小眼睛厉声呵斥道：“慌什么，慌什么？！几架日本鬼子的飞机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是党国军人，要学会镇定，镇定！”
    “适才防空司令部的人打电话说，今天总共有三批敌机从武汉来袭，第一批三十六架已经过了万县，马上就要到重庆上空了。三个球已经落下来了，主任，还是躲一躲吧。”
    “三个球全落下了？！”彭四维和罗琦异口同声地说。“大家还是躲一躲吧。”他们俩比钱家源还要急躁，语气中夹带着几分哭腔，生怕钱家源命令他们坐下，继续开会。
    钱家源连忙点点头：“对，对，对！我们到防空洞里继续开会。郭秘书，前面引路。”
    吴南浦是这几个人中唯一镇定自如的人，他用嘲讽的目光望着那几人，拍拍我的肩，笑了笑。
    在前往防空洞的路上，罗琦和郭恒一左一右，“懂事”地搀扶着钱家源。我听见钱家源向罗琦抱怨道：“他娘的，洋鬼子喝的破玩意儿，一股中药味！”
    钱家源家的防空洞同寓所一样宽敞豪华。洞子是青刚石，坚硬无比。洞里电话、电灯、电扇和通风器等普通设备，自不须说。还有沙发、钢丝床、马桶、点心柜、洋酒和留声机，角落里堆放着数不清的社会紧俏商品：食品油、奶粉、罐头、香烟……中间的雕花圆桌上堆积着麻将，地上散落着烟蒂和空罐头。
    钱家源瞪了郭恒一眼，这人会意地将一切收拾妥当，替每一个人倒上茗茶。
    钱家源长长地吐了一口粗气，笑着说：“吴处长，请继续。”
    吴南浦说：“我们装备的武器大都源自德国，开战以来，由于人才匮乏，很多德式武器破损了，无法修理，不是废置就是丢弃，可惜啊！更莫说模仿和设计出更好的兵器，用来打击日寇，现在就缺袁文道这种既能设计又懂修理的人才。说到归国，抗战爆发后，袁文道屡次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回国工作，但都被德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钱家源说：“是人才，谁都想要啊。罗琦，你长时间呆在德国，讲讲你知道的袁文道。”
    罗琦点燃烟斗，说：“袁文道在伯尔曼兵工厂很受人尊敬。据说每天中午，只要袁文道出现在兵工厂的餐厅里，人们就会包围住他，奉承他，向他提出各种关于枪械的疑问。袁文道总是谦逊地对待每一个人，热心地帮人解决问题。他有一个德国妻子，名叫伊尔莎.克里斯蒂安，是兵工厂的数据统计员。此外，袁文道还加入了一个名叫坎特的高级枪会，里面的人都是枪械迷，不是富翁就是高官。比如……”罗琦说出了一大串德国名人的名字，故意在上面加了些语气，仿佛他与这些人都很熟识似的。
    “这些人把袁文道当做'自己的兄弟'，以认识他并成为其朋友为荣。当袁文道提出回国时，德国政府开出了大价钱，高得让任何人都会动心，袁文道竟然拒绝了这些条件，执意归国。”罗琦鉴赏着吐出的烟圈，略带讽刺的口吻说。在他看来，拒绝高官厚禄的袁文道完全是个傻子。
    “好样的！真有骨气。是不是，罗主任。”吴南浦赞叹道。
    罗琦用外交辞令的方式尴尬地笑了笑，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一时想不出回答，只好拼命地吸烟。
    这时，洞外响起了紧急警报的声音，郭恒报告说：“主任，第一批三十六架敌机，已经飞临重庆上空。”
    整个防空洞瞬间寂静下来，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天空有飞机马达的轰鸣声。
    几分钟后，郭恒报告道：“敌机在南岸沿江投弹，我军正用高射炮还击，现还没有离开市区上空。”
    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我在空气中能闻到从他们吐出的气味：钱家源的咖啡味、罗琦的酒气、彭四维的口臭和吴南浦的牙粉香气。
    不一会儿，郭恒报告道：“敌机已飞离市区上空，第二批敌机在巴东发现。”
    钱家源松了一口气，笑着说：“诸位可以休息一下，郭秘书，拿点喝的来。”
    我与吴南浦走出洞外，呼吸新鲜空气。天啊！我心里喊了一声，从我们站的位置，能清楚地看见轰炸后山下的惨景。大片街市从地面上被抹去，熟悉的楼房建筑已经不见了。我幼时在重庆呆过好几年，对这里还算熟悉，特别是从小什字、打铜街到陕西路那一带。那里是重庆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有许多驰名中外，联通西南的大商家：云南永昌祥茶庄、上海胜家公司、异新洋行、留春幄川菜馆、浙江老凤祥银楼……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比一个豪华气派。现在，那里一片火海，烟尘滚滚，根本无法辨认出它们的位置。忽然，一栋烈焰滚滚的高楼倒塌下来，火星横飞，尘土四扬，火势向邻近的房舍蔓延开来。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到处是劫后余生，蓬头垢面的面容，到处是喊天呼地的哭喊……
    吴南浦噙着热泪说：“老弟，我们要是拥有精良的装备，何愁倭寇不灭呢？唉！……时值国家危难之际，可他们，”吴南浦用嘴朝防空洞里努了努。“都把国家民族的生死抛在脑后了，沉迷于酒色之中。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浦兄，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抗战嘛，不必悲观失望。”我用官腔打着哈哈。
    “老弟啊，想着一些事，我就生气！”吴南浦改用德语说，“上次我到下面检查高射炮的维修，当地驻军的一个团长对我说，他有防空的好计谋。我问，是什么？他说，我们应该到外国买电网，在空中布满电网，日本人的飞机来了，一触便亡。我又问，电网如何在半空中挂得起来呢？他又说，用无线电啊。听了这话，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说：“这些人真是愚昧啊
    “打仗打的是经济实力，我们只依靠拉壮丁到军队充数，如何赢得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是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正确的战略指挥、良好的军事训练、充足的后勤保障，这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要是袁文道能及时回国的话，那该多好啊！虽说不能扭转战局，至少也能帮助我们维修枪械，改装武器甚至生产出优于敌人的作战武器。
    从吴南浦忧郁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中国军人对胜利的渴望，为了赢得胜利，他们可以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吴南浦最后那句话，让我感到袁文道的重要性，他的确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兵器专家，一个对中国抗战获得胜利有巨大帮助的人。但，这一切和我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翻译罢了，要算上有关系，顶多我同袁文道一样，都在德国留过学。
    约莫五分钟后，紧急警报重新响起，郭恒又大声说：“敌机二十架，在磁器口附近投弹，现开始向东北方向飞去。第三批和第四批敌机，已经过了万县。”
    我发现“我军高射炮正在还击”这句话在报告中已经被抹掉了。
    钱家源喝了一大口白兰地，示意罗琦继续讲下去。
    罗琦用方巾擦拭了额头的虚汗，弹掉袖子上的烟灰。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上面的金刚钻闪闪发光。罗琦说：“由于袁文道执意归国，德国人便将他囚禁在鲁尔工业区一个叫奥伯的小镇里，那儿滨临莱茵河，靠近法国。”
    钱家源说：“仲泰，现在知道我找你的原因吧？我们要你前往德国，以外交官的身份把袁文道带回国。”
    我惊讶得把刚要出口的“啊”字都梗在喉咙里没说出，隔了几秒钟，我才问：“主任，为什么找我呢？”
    “仲泰，你出身武术世家，身手不凡，打了一手好枪。听人说，你曾与中央军校的国术教官较量，两三下就把对方打倒在地。再者，你精通各国语言，在德国留过学，又在德国顾问团当过翻译。你熟悉那里的地理人文，和德国人好打交道。若是正常渠道不行，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非常手段，无论如何都要把'袁瞎子'抢回来。这也是行营长官们的意思。到时候，彭四维会派人配合你的行动，但切记不能引起中德两国的外交纠纷！切记！”
    罗琦仰面望着洞顶上的电灯，漫不经心地说：“主任说得是啊，那些德国官员可不好惹，平日打交道个个桀骜不驯，真要出了事儿，还不成了吃人肉的恶魔。”
    很明显，罗琦的话不但拍钱家源的马屁，同时也提醒我，不能引起外交纠纷，否则他们这些外交官也会受到株连，跟着受罪。
    “四维，”钱家源对彭四维说，“介绍下你们在德国的同志吧。”
    彭四维翘着“二郎腿”，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在德国设有一个工作站，负责人名叫赵元吉，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特工。赵元吉在德国科隆华人聚居区开了一家洗衣店，手下有十几个精兵强将，都是出色的特工。营救袁文道对他们来说小菜一碟。”
    “很好，很好！来……”钱家源刚要举杯，我们再次听到郭恒的声音：“第三批、第四批敌机飞临市区，共计四十架，正在两路口上空投弹。”
    话音刚落，轰隆一声巨响，洞外火光四射。哗啦一声，一阵猛烈的热风夹带着沙土扑进洞内。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命中了那辆“奥斯汀”小轿车。车的外皮被炸飞，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撕碎的外壳，裸露出发动机的内脏，油管上除了水垢外，多涂了一层虎皮似的炸药色。
    钱家源瘫坐在椅子上，脸颊一会儿白一会儿红，咖啡因和酒精驱赶他面颊的肌肉上下抽搐，肥实的下巴左右摆动，嘴里嘀哩咕噜地骂着脏话。罗琦的身手实在敏捷，他呼喇一声窜到雕花木桌下面，像只受惊的小兽，浑身打颤，时髦的西裤竟然开了叉。彭四维滚到角落里，蜷缩在米袋后面，神叨叨地盯着一桶食品油。我和吴南浦伏在地上，尴尬地笑了笑。
    吴南浦递给我一杯酒，激动地说：“仲泰老弟，袁文道这事儿就托付给你了，我代表军工署几千名员工敬你一杯！”
    我被吴南浦的爱国激情所打动，说：“南浦兄，这是小弟份内之事。放心，我一定将袁文道平平安安护送回国。”
    “到时候，愚兄在会仙楼设宴为你庆功，喝个一醉方休！”
    听了这话，钱家源脸色变得更难看，他觉得吴南浦抢了自己的风头。
    不一会儿，解除空袭的警报响了起来，郭恒报告说：“警报解除，挂绿球了。”这两种声音，等于替洞里的每一个人卸下了心中的千斤担子。
    钱家源急忙命郭恒端上五杯酒，他高举酒杯，说：“人们把归国的留学生叫'归雁'，我们就将这次行动称为'欧罗巴归雁'吧。诸位，我们预祝黄仲泰少校马到成功，北燕顺利南归！仲泰，到时候我第一个到机场来迎接你们！”说完，钱家源用小眼睛狠狠地瞥了吴南浦一眼。
    这件事对我太突然了，破坏了我的生活常态，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现在的德国可不是常人能进能出的啊！1939年9月，德国占领波兰之后，英国和法国随即向德国宣战，欧洲大陆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何况袁文道被德国人视为珍宝，囚禁起来了，他们能轻易放人吗？假若通过非常途径把这人抢出来，可欧洲距离中国千里之遥，如何回国还是一个问题。哎！说到底，这条北雁南归的路真是凶多吉少。
    由于事出偶然，我决定将此事向党组织汇报一下。第二天，我来到重庆大学附近的“致远”书店，张秋冰夫妇是这家书店的店主，书店表面卖书，实际上是上级领导专门为我设立的联络点。
    张秋冰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感到十分诧异，他决定立即向上级领导报告此事，让我等候指示。
    2.血火重庆城
    1940年4月4日黄昏重庆
    重庆的天气变化莫测，前几天还是烈日炎炎，由于两三场雷雨，变成了阴雨绵绵。这两天没有敌机轰炸，我们武器装备落后，只有依靠天气和地形来对抗敌人的狂轰滥炸。
    这天夜里，阴雨沉沉，我身穿灰色长衫，打着油伞，装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应约来到“致远”书店。书店在一条九弯十八拐的无名小巷中，全是下坡路，石梯很陡，两边都是高墙，隔五六米就是一个笔直的大转弯。每个转弯处，住着五六户人家，全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做墙的房屋，居住的人大多数是重庆大学的职工，他们把自己的寓所戏称为“国难房”。
    “炒米……糖……开水……炒米……糖……开水！”
    我顺着声音的来源望过去，在惨白的路灯下，有一个小贩摊。担子一头挂着热水壶，另一头是放碗筷的竹筐，竹筐上置放着一盏油灯。炒米糖开水是重庆特有的小吃，做法很简单，将适量炒米盛入碗中，加一勺白糖，撒点烘香的芝麻、花生和核桃碎块，再添一点猪化油，用滚水冲泡，这便成了炒米糖开水。阴冷潮湿的深夜，在饥肠漉漉的当口，几勺热络香甜的炒米糖开水进喉下肚，一股热气直贯中肠，浑身都透着温暖。
    若在平日，摊子前早已挤满享用的人们，巷子里热闹非凡。此时，小巷人静，万籁无声，吆喝声在夜空中飘荡，甚为凄凉。
    整个“致远”书店浸在烟水雾气中，顺着屋檐流下来的雨水，像给这房子挂上了一排珠帘。我习惯性地向周围看了看，确定无人跟踪后，这才走进书店。
    张秋冰的“致远”书店有两层楼，楼下是书店，楼上是居所。
    “仲泰来啦。”张秋冰的岳母坐在一张凉椅上，老人家看似纳凉，实为放哨。“你表哥在楼上吃饭哩，上去吧！”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与张秋冰以表兄弟相称。
    “姻伯母好！”我躬身行礼，将一包“冠生园”的糕点和两斤猪肉递给老人。“真是稀罕物，现在物价飞涨，我们已经十几天没吃肉喽。”老人笑着说。
    张秋冰的卧室只有十来平方，书房、客厅、餐厅，外带消夏室全在这小房间里。由于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屋内点了一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照见桌上的晚餐：一碗白水煮的老蚕豆、一碗青菜，两个小碟子放着两大片咸鸭蛋。三个孩子围着桌沿，口里吃着饭，眼睛却盯着咸鸭蛋。
    张秋冰四十余岁，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镜，穿了件打补丁的旧夹衫。他仿佛很久没理发了，蓬乱的头发，有些白丝，胡子成圈的围着脸颊。他把咸鸭蛋分给每个孩子，接过妻子林青递来的一碗糙米饭。“今天的米我亲自挑过了，没有石子儿，免得你在灯下挑半天。”张秋冰将一杯茶水倒入碗中，用筷子搅合了一下，连水带饭，一口气吃了下去。
    我鼻子一酸，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来的滋味。张秋冰家是川东小有名气的地主，他从小对吃就很讲究。张秋冰曾给我讲过，他少时每天早晨都会陪着祖父，去镇上吃面铺的头汤面，风雨无阻。爷孙俩对面要求很高：面要煮得三分烂，紧汤，多放蒜叶多放油。浇头要多，面条要少，而且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一个碟子中。吃完面条，要喝一碗清茶，必须是当地山里的泉水。没想到一个对吃如此讲究的人，为了革命工作，竟过着这样清贫的生活。其实，书店生意还不错，附近大学的师生都是常客，可张秋冰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作地下活动的经费，剩余的只能勉强度日。
    “表弟来了，”林青笑着说。“快坐，快坐，老早就给你泡好一杯茶了。”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下交通员。
    “孩子们，今天是'四四'儿童节，看表叔给你们带什么礼物了。”我对孩子们说。
    “表叔，表叔。”三个孩子立刻围了上来，我将一袋奶糖和布娃娃分给他们，跟着把几袋奶粉、一包茶叶、五六个肉罐头外加军政部发的供给证塞给林青。“奶粉是给孩子们的，茶叶给表哥，肉罐头留着你们平时应急，这张供给证可以领到好米。”
    张秋冰笑着说：“有你这个在军政部当少校的表弟，我也能隔天岔月地开个洋荤，打回牙祭。”他向林青使了一个眼色，林青会意地带着孩子们下了楼。张秋冰关上房门，拿出一支“黄河”牌香烟，刚要点上，我就把香烟从他嘴上夺了过去。
    “怎么着？换了个牌子，这种香烟对肺伤害很大，还是换了吧。”我从衣兜里掏出几包“老刀”牌香烟，扔在桌子上。
    张秋冰苦笑了一下：“没法子，现在物价飞涨，米价要一百五十元一斗，猪肉竟然卖十几元一斤，要养家就只能抽便宜的香烟，我都准备戒烟了。你这香烟，”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闻了闻，对着油灯点上，吸了一口。“只能在家里偷偷抽，在外面抽太显眼了，搞不好暴露了身份。”
    是啊！对平常人来说，生活的细节算不上什么。但对隐蔽战线工作的情报员来说，忽视细节，往往会暴露身份甚至丢了性命。
    “家里老人可好，他们有什么话带给我啊？”我低声问道。“家里老人”指的是上级领导。
    “老人们一切安好，叫你安心做事，一定要做好。如果遇见困难，就找远房亲戚帮忙。”
    “远房亲戚？！谁？”我听不懂这个暗语的意思。
    这时，街那边传来一呼一应的声音：“天上明晃晃……地下水凼凼，”，“前头靠村……后头就歇梢罗！”这是挑担和抬滑竿的人，到街对面的店铺歇脚打尖去了。张秋冰保持高度警戒，他走到窗前，往外望了望，只有几只萤火虫，带着淡绿色的小灯笼，悠然自得地在屋檐外徘徊。
    张秋冰关上窗户，低声说：“上级领导要你尽其所能地完成这次任务，必要时，可以与欧洲的同志和当地华侨、进步学生取得联系，他们会为你提供帮助。你的接头人名叫张和林，住在德国科隆市区，这是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接头暗号是：你说，'先生，近来西风很猛烈'。他说，'是的，我真的认为你们全家应该搬到东边去住。'一定要用汉语接头，千万不能用德语。”
    林青在门外轻声说：“秋冰，街上挂球了。”
    我下意识地推开窗户，往外一看：暮色苍茫中，街市上的警报旗杆已经挂起了一个防空气球。气球里的蜡烛，显得十分惨红，让人心惊肉跳。很多人开始向附近的防空洞奔去。
    “你带着孩子和老人先走，我们随后就到。”张秋冰检查了屋内的东西，把一个小本放在内衣夹层中。他走到楼下，又仔仔细细地四处检查了一番，确定一切妥当之后，这才和我向防空洞奔去。
    这时，旗杆上挂上了三个通红的警报球，空袭警报在城市上空发出刺耳的惨叫。
    这个公共防空洞修在山脚下，里面是三个交叉式的隧道，每隔五十米点着一盏菜油灯。洞两边直列着矮矮的长凳，市民们一个挨着一个，像蹲在地上似地坐着，各自找熟人说着话。几个挎竹篮的小贩，坐在石阶上，叫卖着小吃。隧道的交叉点，站着几个防护团的团丁和两个负责医疗的人。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大木桶，上面写着：难民饮水，保持清洁。公共防空洞与钱家源的私人防空洞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
    因为晚到，我和张秋冰坐在靠近洞口的座位上。张秋冰递给我一支烟：“老表，来抽一支香烟，我看你在这里坐不惯。”他低声说，“这里可不比军政部的防空洞舒服喔，有吃有喝的。”
    我苦笑了一下：“呆在那儿受窝囊气，还不如坐在这里逍遥自在。”
    这时，洞外传来紧急警报声，有些坐在洞口的人连忙向洞内跑去。一时间，大人的吵闹声、小孩的哭泣声和老人的埋怨声，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弥漫在整个防空洞里。一个团丁吹着哨子，大声喊：“不要闹，不要闹，想让日本鬼子的飞机听到吗？！”
    这句话很管用，洞里立刻鸦雀无声，一千多人乖乖地坐了下来。也不知谁咳嗽了一声，就像传染病，此起彼伏，大家都在咳嗽。
    团丁又喊道：“闹什么？闹什么？！外面三个球已经落下来了，日本飞机马上就来了。你们想把鬼子的飞机引下来吗？”
    瞬间，团丁的话把大家的咳嗽都吓回去了。
    不一会儿，天空中传来飞机轰隆隆的声音，日本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了。
    忽然，防空洞里传出一个小孩哇哇大哭的声音，团丁骂道：“不许小孩哭！哄不了小孩，就不该来这里，敌机临头了，这是闹着玩的吗？”
    抱小孩的妇人低着头，解开衣襟，把乳头塞进孩子的嘴里，紧紧地往怀里搂着。不巧，她的动作大了点，碰着身旁大一点的孩子，这孩子又哭了起来。
    负责防空洞管理的洞长恼了：“把这个不懂事的女人轰出去！轰出去！真是混蛋，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啊？！”
    张秋冰看不下去了，说：“长官，何苦这样呢？她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把她们轰出去，不是明摆着送死吗？再说……”
    “你懂个屁！敌人飞机上有无线电，地上什么声音听不到？小孩在这里哭，敌人会发现我们的。”
    “小孩哭，你们怕敌人听见，你在这里吼叫，恐怕声音比孩子的哭声还大，难道不怕敌人听见？”
    “你！……把你的眼镜摘下来！”
    “奇怪？难道戴眼镜也违法吗？”
    “这规矩你不懂吗？镜子能反光，你晓得不，要是让敌机看见，我们全完蛋。”
    “眼镜反光是在野外，而且是白天。现在是晚上，我又在防空洞里，能反光？真是缺乏常识。”
    “你不守规矩，老子连你一起轰出去，快点，把眼镜取下来。”这个洞长举手要拿下张秋冰脸上的眼镜。
    “狗东西！”我抬手就给洞长一巴掌，想着吴南浦说的那个愚蠢的团长，我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在这个人身上，没等他回过神，又给了他一巴掌。“你龟儿子的找死，当了屁大个官，就在这里作威作福。”
    这两巴掌，我只使了两分力气，这人竟被打掉了一颗牙齿，脸肿得像熟了的桃子，嘴角挂着血沫儿。
    我将证件扔给他，怒斥道：“谁告诉你飞机上的无线电能听到地面的声音？谁告诉你眼镜在洞里能反光？我看你龟儿子球都不懂，就知道欺压老百姓，再这样，我让你出去。”
    这人吓得半死，他捂着打肿的脸，战战兢兢地道：“官长，卑职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老人家。敬请官长原谅，大人不记小人过。千万别把卑职赶出去啊……”
    “滚！滚……”
    “卑职这就滚，就滚。”
    张秋冰望着洞长消失在洞内的背影，叹道：“就是这种人太多了，我们才一败再败，愚蠢啊，腐败啊！你也是，怎么用这么大的力气打他。”张秋冰嗔怪我道。
    “我只用了两分力气，没想到这么厉害，只怪他不经打。”
    这时，洞外的天空如同白昼，有人喊道：“敌人扔照明弹了，扔照明弹了。”
    夜空里，有十几个水晶球大小的东西，膨胀变大，荧光四溅，把整个重庆城照得清清楚楚。这时，从地面飞出几串红色火球，高射炮开始还击了。当照明弹消失后，地面上射出了探照灯，夜空里瞬间增添了几十条银柱。
    我抬头望去，只见日本轰炸机呈梯形排列，一共二十八架，它们从我们头顶的山峰飞过。在它们后面，紧跟着二十几架战斗机。这些敌机在空中兜了一个大圈子，一架跟着一架，向地面俯冲而下。有几架轰炸机被地面的探照灯锁住，就立刻爬高，狡猾地逃脱了。跟着，战斗机对着探照灯的方向，俯冲扫射，很快，探照灯熄灭了。正如吴南浦所说，我们的高射炮射程不够远，眼睁睁地看着敌机在自己上空肆虐。
    空中有刺耳的呼啸声，“大家注意，敌机投弹了！投弹了！”我对洞内的人喊道。
    轰隆隆一阵巨响，我感到身体摇晃，防空洞里的油灯熄灭了，很多人低声叫了起来，女人和孩子齐声哭泣着。大家都把声音降到最低，生怕被敌机听见了。我和张秋冰安慰众人：“不要紧，不要紧，一会儿就过去了，大家不要慌。”
    张秋冰顺着洞壁摸黑向前，很快，洞里的油灯被他点燃了。在灯下的人们，开始恢复正常，很多人前仰后合，坐立不正，不是靠在洞壁上，就是伏在膝盖上打瞌睡。忽然，防空洞上空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是敌机低空飞行到我们头顶上了。接着，又是轰隆隆一阵巨响，我感到耳边震天动地的响了几声，身子被热浪卷进了防空洞里面，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喊叫和哭泣。
    几分钟后，我慢慢地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防空洞内烟雾弥漫，洞顶不停地落着沙土和石子儿。“表哥，表哥！”我大声地喊着。“张秋冰，秋冰表哥。”“在，在这儿，这儿！”张秋冰从近处的地面爬了起来，他身下伏在几个陌生的孩子，这时他才忙着找寻妻儿，当确认他们都安好后，我们向洞口走去。
    洞外一片白雾，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壮着胆子往前走了十几米，发现不远处的一栋楼房，已经成为废墟，满地全是瓦砾砖块，一根电线杆压在废墟上。刚才是这座房子被炸弹命中了。我还想往前走几步，忽然感到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竟然是半截人的尸体，没有头，没有手脚，只有半截体腔。我倒退了几步，扶着一棵树，喘着粗气。正当我感觉好一点时，发现树枝上挂着一条人腿，裤子没有了，腿上穿着一双布鞋。我打了一个冷战，忍不住大口呕吐起来。
    不一会儿，远处的旗杆挂上了绿色气球，警报解除了，人们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家。
    我和张秋冰走在沿江的小路上。嘉陵江被两岸的火光照得通亮，很多镇子里燃起了大火，火苗满街乱窜，形成一片火海。房子坍塌下来，烧得通红的灰烬与火星不断涌向天空。不远处，几辆汽车正在熊熊燃烧，车窗玻璃爆裂着，向四面飞散。滚滚浓烟，宛如黑色的帷幕，挂在整个重庆城上空，远远都能感到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气。
    我们走到小码头上，看见很多小火点在闪烁着微弱的光亮，走近一看，是无数的木板棺材，棺材前面都放着一盏油灯。人们蹲在棺材前，烧着纸钱，发出隐隐哭声；他们叫着亡者的名字，用各地方言诉说自己的痛楚。这些都是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我的心怦怦直跳，感觉自己不是在人间，而是到了阴间。我们越往江边走，棺材就越多，哭泣声越大。忽然，张秋冰在一个老妇人跟前停住脚步。老婆婆一头白发，穿着破旧的衣服，面前停放着几具棺材，里面全是她的家人。张秋冰忍不住哭泣起来，他躬下身，从兜里掏出一叠法币，硬塞给老人。
    老人连连作揖，泣不成声地说：“谢谢……谢谢……好人啊。”
    张秋冰叹道：“前些年，这时候的小码头到处都是人。那儿，”他指了指棺材停放的位置。“全是做生意的小贩，担柴挑菜的，牵猪赶羊的，抱鸡提蛋的，推车拉驴的……多热闹啊。可现在呢，哎！……战争啊，这场可恶的战争，最可怜的是老百姓，他们正在经受人间的煎熬。”
    有几个负责收敛尸体的更夫将几具棺材抬到了空地上，他们坐在江边的石头上，抽着烟，聊起了天。
    “重庆城让小鬼子炸得稀巴烂，今天又死了好几百人，啷个得了哦。”
    “重庆大小也算是陪都嘛，随便朗个说，也要弄几架飞机来搞一下哈，免得人家天天在我们头顶上拉屎拉尿。”
    “听说本来有几百架飞机，可惜几仗下来，全打光了。我们自己又造不出飞机，只有挨打。”
    “龟儿子，高射炮打不准不说，还打不着鬼子的飞机。这些武器硬是摆设吗？沿江有那么多兵工厂，未必不生产枪炮？”
    “老兄，我们的枪炮确实不如小日本。一个退下来的伤兵说，我们的枪打一发子弹，鬼子连着还我们三发。我们再打一发，鬼子连着还我们六发。他们的枪比我们的好使，打得远，打得准，我们的？打几发就报废了，跟婆娘用的吹火筒差不多。”
    “枪炮不如人家，就只有拿人去填，看谁人多。可怜哦……现在又派款又拉人，物价这么高，让人如何过日子啊。说回来，不要人，不要钱，怎么打仗？晓得日本鬼子拉不拉壮丁，派不派款？”
    “今天乡公所要钱，明天保长要人，后天又是龟儿子要粮。你说给了钱粮，交了人，总该生产出好枪炮，打个胜仗嘛，哪晓得一败涂地。老子养个婆娘，花钱费粮，她还晓得下个崽，这些人连婆娘都不如。”
    “哥几个，你们看对岸山上发光的地方，那就是当官的住的公馆。”
    顺着更夫手指的方向，我们望过去，只见对岸山麓上灯火齐明，每栋楼房的窗户洞都发出点点亮光。
    “这些都是有钱人的公馆，他们自备有发电机，经常有坐轿子的漂亮女人进进出出。”一个更夫说。
    “我看是妖精，都是喝人血吃人肉不吐骨头的妖精。那房子就是人骨头做的，电是用人血发的。”
    忽然，从拜祭亡灵的人群中传来一阵清脆嘹亮的川剧唱腔，唱者或许是一个戏子，吐字、咬音清晰、婉转和动听。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像游魂似的从几百口棺材深处走出来，怀中抱着一个满月的孩子。她摇晃着身子，看似有点疯疯癫癫，直愣愣地盯着四周的人。女人仰天叫了一声，高声唱道：“奴的夫啊……遭不幸……我的夫，巨星陨落入长江……到而今，夫妻恩爱成忆往……阴阳界，隔断了夫妻情长……”
    听着这带着凄惨绝望的声调，四周人无不叹息落泪，一个更夫吼道：抗战！抗战！你龟儿子到底啷个在抗，啷个在战？！“
    张秋冰说：“仲泰，若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那些官僚富商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枪炮不如敌人，在战场上吃亏大，伤亡高，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就得从军工制造抓起。看来，袁文道对抗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专门问了几个汉阳兵工厂的工友，他们听到袁文道的名字，就竖着大拇指说了不起。听他们讲，袁文道在兵工厂名气很大，是个工作的铁人。据说，这人一天有十八个小时呆在车间里。在这十八个小时中，他花在自己身上总共只有二十分钟，十分钟吃午饭，十分钟吃晚饭。其余时间不是看图纸就是操作机床。他们还说，袁文道的确有用耳朵听枪械故障的奇异功能，他是军工制造方面的奇才，被誉为'干将莫邪转世'。上级领导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救出袁文道，让这位武器专家顺利归国。仲泰，还记得马克思关于战争的那句话吗？”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两种因素。”
    “对！但决定因素还是人。俗语说得好，有恶龙，就有降龙的罗汉；有猛虎，就有打虎的武松，不管日本鬼子如何强大，我们都有办法让他屈服。从大了讲，袁文道是对抗战有利的人才；从小了讲，他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绝对不能遗弃他。”
    我想起了苏联红军的一句名言，“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胞”。
    我轻声说：“请上级领导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豁出这条命也要把袁文道护送回国。”
    张秋冰握着我的手，说：“这一路险境重重，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我明白张秋冰的意思，我递给他一个信封，说：“这里面有我的一张存折，假如我遭遇了不测，你把里面的钱拿一部分交给我的家人；一部分转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剩余的拿给孩子们作为生活上的补贴，说什么我这个表叔也不能白当啊。”
    张秋冰收下信封，调侃道：“东西我暂时替你保管，不要以为表叔那么好当，临时给点压岁钱就了事，以后要你帮忙的地方很多，不能一了百了。”
    这时，“呜呜……呜……”一艘汽划子缓缓地掉过头，靠拢了泵船，等待的人们纷纷向舱门涌去。
    “老表，该乘船过江了。”张秋冰的喉头梗咽了，他用拳头捶了捶我的肩。“一路保重，早点回来！”
    我紧紧地同他拥抱在一起，轻声说：“老表，等我回来！”
    不一会儿，轮船“突突……突突……”地向对岸驶去。
    天空飘着小雨，江水猛烈地冲击着船舷，船有些颠簸。我看见张秋冰一直站在泵船上向我挥手，渐渐地，他离我越来越远。我的德国哲学老师曾说，在人的面前，唯一存在的是距离。距离的尽头，是天的边缘。人们前进多远，天的边缘就往前推移多远，人们面前的距离，分毫不减。远处天的边缘，依然如故。距离，天的边缘，是永恒不变的，多大的神通也征服不了它，掌握不了它。
    这距离啊，它把张秋冰推向了远方，我则向另一个方向漂移。我们两人越离越远，谁也不知道将来命运如何。眼望着日趋遥远的距离，我开始领悟到：革命的道路就是这样，漫长而艰苦，没有坚强的信念，你无法到达胜利的彼岸。虽然我和张秋冰向背而推，距离很远，但我依旧感到他始终在我的身边。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革命友情。
    这时，张秋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我在心头轻轻地喊了一声：“再见了，我亲爱的同志！”我转过头，悄悄抹去脸上的泪和雨。
    临行前，钱家源又一次召见了我。
    钱家源递给我一本国民政府的外交护照，严肃地说：“这次行动，你尽可能不要惊动德国政府，万一引起外交纠纷，我无法向行营的长官们交代，你知道后果吗？”
    这话说得很明白，无外乎是坐牢杀头罢了，自古弱国无外交！
    钱家源交给我一张纸条，说：“若要采用非常手段，你找到赵元吉，他会给你提供人手帮忙。你们接头的暗号是，你说'万里长城万里长，齐心合力保家乡。'他说，'拨开乌云晴天日，山高水长见牛羊。'这是两千马克的支票。到了德国需要上下打点的话，用得着。”
    我记住地址和暗号后，将纸条烧掉，收好支票，问：“主任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钱家源低声说：“袁文道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但我们想得到他，德国和日本也想，特别是与我们交战的日本。若是让日本人把袁文道抢了去，造出新式武器来打我们，那就惨了。你要是救不出袁文道的话，就把他……”钱家源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绝不能让敌人得手，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那双小眼珠充满血色，放射出寒冷的杀气。
    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明白了，主任。”我轻声回答道。
    钱家源又递给我一本护照，说：“这是日本政府的外交护照，德国同日本订立《反共协定》日本人在德国的地位比较高。你凭借它可以出入一些重要的场所，你懂日语，必要时用得上。我再强调一句，若是出现意外，你被德国政府抓捕了，我们将不会承认你的存在，作为一名党国军人，希望你能杀身成仁，报效国家和领袖。”
    我啪的挺胸立正，说：“请主任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不成功便成仁！”
    钱家源说：“好！好！我等候你胜利归来。”
    回到家中，我想起钱家源抹脖子的动作，就心惊胆寒。记得我三岁入门习武时，祖父曾对我说：“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是啊，中国习武之人将培养武德作为习武者的首要任务。父亲屡次告诫我们，“武”字拆开，是由“止”和“戈”两字组成，意思是“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干戈。”虽然中国武术的一切招法都是以如何打败对手为出发点，有些招式能致人伤残、甚至死亡。但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打伤谁，而是出于自卫，制止对手的攻击行为。
    现如今，我空有一身武艺，无法上阵杀敌不说，却被上司命令必要时杀害自己的同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工程师。钱家源说杀袁文道，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想他落入敌手。话虽这样说，袁文道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说杀掉就杀掉呢？就算是战争时期，我们也不能草菅人命，随随便便地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要不然，这与对面的侵略者有什么区别？
    钱家源的话像蚊虫一样，在我脑海里嗡嗡作响，怎么也驱赶不了。
    我来到院落中。四周一片死寂，近处的民宅被敌机炸成一片废墟。我心中悲愤不已，想起南宋诗人戴复古的一首诗：“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我见地上有一根木棍，一时兴起，将木棍挑到手中，以棍代枪，在空地上挥起自幼练习的枪法。这套黄家枪法是我的曾祖父独门所创，结合了杨家枪、少林枪法、峨眉枪法和吴家枪法，中国四大枪法的优点创立而成。枪法有杨家枪的快、少林枪法的刚、峨眉枪法的柔和吴家枪法的实用性。时而快如闪电，时而缓如涓流，时而硬如磐石，时而柔如细丝。快慢有序，刚柔并进，抛弃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套路，更重视实用性，讲究“以攻代守。”
    一路枪法练完，我大汗淋漓，心里畅快了许多。是啊，自己的祖国正遭受日寇的蹂躏，正是用人之际，若能协助袁文道归国，制造出先进的武器，或许能尽早驱走日寇，光复河山。袁文道作为我们的同胞，于情于理都不能随意遗弃他。
    两天后，我踏上了前往德国的征程。按照常规，中国去德国一般走海路，从上海上船，经马来西亚，过巴拉湾，穿越印度洋，进入红海，然后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船抵法国的马赛后，从马赛坐火车到柏林，历时近一个月。由于护送袁文道归国这件事要抢时间，所以我选择了乘坐飞机去德国。我先乘坐中航公司的飞机到了香港，再改乘德国汉莎航空的飞机，直飞德国首都柏林。
    我一直觉得潜伏在敌营做情报工作，而不是与敌人面对面的交手，仿佛欠缺点什么。我承认这种工作的重要性，但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更激烈的战斗。这种安详宁静的后方生活好像有一种令我惊恐不安的东西，我渴望一种更惊险刺激的生活。而我并不知道，当我踏上营救袁文道的路途时，我已经走在了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到了暗礁满布的海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