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前，曾一度想到用小说形式写写杨度其人，但立即感到很难写，一闪念也就过去了。去年春间，《解放日报》的同志向我约稿，问我有无兴趣写杨度；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很难写。最后经不住这个好题材的“诱惑”，决定试一试看。
之所以感到难写，因为杨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又处在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时代。他的经历是复杂的，思想也复杂，虽不是五颜六色，却也不像一个单色人物容易着笔。
杨度字晳子，湖南湘潭人，生于一八七四年，早年寻求救国道路，两度留学日本。他一直主张君宪救国，回国后被清政府以四品京堂擢用，参与立宪活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做了民国的大总统。这个大野心家还不满足，又梦想做皇帝。杨度仰承袁世凯的旨意，发起“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于是改元“洪宪”，改民国为“中华帝国”，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在蔡锷发动讨袁护国战争的军事打击下，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就垮了台，杨度也被指为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受到北洋政府的明令通缉。从此他身败名裂，成为人们诅咒的众矢之的。他后来又和军阀头子曹锟、狗肉将军张宗昌厮混在一起，晚年又做了上海流氓势力代表人物杜月笙的挂名秘书，一直做到一九三一年逝世为止。
不光彩的历史带来不好的名声，也是十分自然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还是照样骂他，一九七六年上海出版的《章太炎诗文选注》，在一条注释中，还照样说杨度是“臭名昭著”的“帝制余孽”。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看来他名誉扫地，已经盖棺论定了。
然而，从表面现象看人，以凝固眼光看人，是不可靠的，甚至会制造“冤假错案”。杨度确曾误入迷途，这有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有他本身的弱点。但他绝不是反面人物，他“背黑锅”背了若干年，差点儿含冤莫白，成为千古沉冤！
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派秘书关照王冶秋同志，要他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在“杨度”词目下要写上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当时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臭名昭著”的老政客，怎么能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联系起来？
后来王冶秋、夏衍这些革命前辈先后写文章，追述杨度入党的往事，人们才恍然大悟：杨度原来不是鬼，而是人，是勇于补过不断追求进步的人。
他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他走的道路相当曲折，经历相当复杂，甚至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要写他，确实不好写，不易写好。
有关他的史料也很庞杂。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他本人又遭通缉，墙倒众人推，和他同时的人写的笔记或回忆录，多半是骂他，表示和他“划清界限”。而杨度的同代人，如夏寿田和章士钊写到杨度时又说了杨度一些好话。悠悠毁誉，各执一词，我们该信谁的？更麻烦的是，同一件事的记载也互相抵触，甲说这时杨度是“扮红脸”，乙说这时杨度是“扮白脸”……但杨度只有一个，他不能既做“贼”又“捉贼”。这里就有个史料真伪杂糅的问题。如何区别真伪，去伪存真，又是一个难题。
最难处理的还是杨度前后判若两人的问题。从他大开历史倒车到站到推动时代巨轮前进的战斗行列，是个戏剧性的惊人变化，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不错，人是会变的，有人由革命阵营叛变出去，有人由反动营垒变而走向人民，这类事例俯拾即是。只要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是会承认事物本来就是这样辩证地发展着的。这没有什么难解释的。问题是，要写杨度的变，必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找到他变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要有他的思想、性格、品质、情操的连续性。丑陋的蛹变成美丽的蝴蝶，被母鸡嘲笑的丑小鸭变成冲天而飞的白天鹅，都有变的内在根据。
要把握杨度的变，既不能用现成套子去套，也不能用别的转变人物进行比附。杨度只能是杨度，不能溢美，也不应讳“恶”，只能让杨度自己说明自己。
我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写杨度的。
但是，写的毕竟是小说，不免有虚构，有剪裁，有夸张，这样，也就招来各种非议。
小说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后，先是杨度的家属到报社抗议，认为小说丑化了杨度；后来又有读者认为不是丑化，而是美化了他。
究竟有没有丑化或者美化呢？
这个问题，在我决定写杨度时一直犯嘀咕：要是把他的品格基调写得太高，就没法解释，他怎么会干出鼓吹洪宪帝制那种丑事来？要是把他写得太低，又没法解释，他怎么会成为一个出生入死的地下共产党员？
怎样塑造他的形象，才能既不离谱，又使人信服呢？
我也曾想：艺术形象是一种创造，不是写历史，把曹操写成大白脸，把诸葛亮写成妖道，读者也没有否定《三国演义》的价值呀。
不过，我不敢高攀罗贯中那样的大师，为了慎重更慎重些，还是老老实实采用一种笨办法，就是尽量从史料中找根据。只要有根有据，就可以避免丑化或美化之嫌。
我发现，杨度是书生型的人物。这一下救了我，这把他整个人也照亮了。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