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是一个女人，他们于1900年就达成了一致。例如，某个名叫E.M.保罗的人为英文歌曲《世纪的曙光》谱写钢琴曲《进行曲&二音级》，其封面画上金色云彩间一个女人在一个翼轮上保持平衡姿势，她的四周漂浮着一辆有轨电车、一台打字机、一部电话、一台缝纫机、一部相机、一台收割机、一个火车头，而画面底部甚至还有一辆正在拐弯的小汽车。
欧洲大都市同样婉约，单从新林荫大道和居民区街道沿路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小宫殿就可见一斑，它们外观奢华，用一切可能的“新”风格花体和花环加以装饰，从柏林到巴塞罗那依然可见林林总总的小宫殿。
1900年巴黎世博会展品目录封面同样风姿绰约：一个女人，这次是个相当健壮的女人，她手里举着一面旗帜，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世博园大门上方，有一尊六米高的女人石膏塑像，她身穿服装设计师帕基设计的宽斗篷和晚礼服。在开幕仪式致辞中，法国总统艾米尔·卢贝（émile Loubet）言及新世纪美德：正义和善良。其就业部长期待更多的优良品质：温文尔雅和团结一致。
五千万游客从一个奇观逛到另一个奇观。这里有你可以用来直接透视人体的X光仪器。这里有汽车展，有无线电报设备。从大门外你可以搭乘首条地铁，不到十八个月就建成的地铁线，从巴黎十二区的万瑟门一直延伸到马约门。四十个国家参加了世博会。加利福尼亚开采了一个仿真金矿。埃及带来了一座寺庙和一座古墓，英国炫耀着帝国全部的殖民地，德国的蒸汽机车每小时能行驶120千米。法国展出了克莱芒·阿德尔（Clément Ader）的机动飞机模型——一只翼幅达30米长的巨型蝙蝠；毕竟，人类注定要在某一天离开地球。
世博会上有一个上演着各式各样芭蕾的舞厅，一座布满法国油画和雕塑的大皇宫，以及一座建筑，里面的游客花两个法郎就可以在一块奇特的天花板上畅游整个世界，从日本花满枝头的果园经由雅典卫城到西班牙海岸，全是由画家杜摩兰（Dumoulin）及其团队用美轮美奂的技艺绘制而成的。这里有一场西尼拉玛系统全景电影，呈现全景变化画面，你可以在飞艇上或是横跨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的车厢里尽享眼福。军事部分展示了战争中的最新技术：机关枪、鱼雷、炮塔、无线电报装置和士兵运输车。有声电影院里上演了全新的节目，同步播放留声唱片和新闻影片。其他新鲜事物包括：百代兄弟电影公司拍摄的抖动画面——加演！——在《小鹰》首映式上罗斯坦德家族坐在包厢里，以及当时其他的轰动性事件：格拉夫·齐柏林（Graf Zeppelin）的首架飞机试飞，贯穿非洲的铁路线开通，曼彻斯特新开的棉纺织厂，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获胜，德国凯撒的演说，巡洋战舰下水。
从展品目录示意图上尽可鸟瞰富丽堂皇的会展场地全景：从大皇宫（Grand Palais）沿着塞纳河两岸的展馆通道，到埃菲尔铁塔和战神广场雄伟的大展厅。世博会是整座城市的一部分。抑或，换句话说，自1853年以来乔治·奥斯曼（Georges Haussmann）辖区巴黎林荫大道的布局设计和展会搭配得天衣无缝，因为巴黎本身已成为一个永恒的展览，成为法国盛大的橱窗，成为新世纪城邦国家。而且，另如展品目录照片所示，两者均由出类拔萃的新兴都市人创立，对象是逛巴黎林荫大道的常客，街道剧院的演员和观众，以津贴为生的年轻人，高贵的业主，富有的官员，以及财政无忧的年轻资产阶级。
“天气那般温暖宜人，尽管我感觉疲惫来袭，饭后还是禁不住又出门了”，年轻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于1905年夏写道，“我先是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大摇大摆地经过咖啡馆－音乐厅，匆匆忙忙地奔至圆形大厅，接着又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回走；人群正在狂欢，为数众多，高声欢呼，热闹场面一直持续到皇家街。”
他日，他坐在一辆公共马车车顶行李架上，在布洛涅森林漫步，参观歌剧院，之后返回参观专门展出高更、梵高和塞尚作品的新展览，“那些日子你不可能不参观卢浮宫”。
咖啡馆是常逛巴黎林荫大道者的天堂，大理石桌上摆放着樱桃白兰地和巧克力热饮，高朋满座，俨然一派由民主党人继承贵族沙龙的气象。他最优秀的特性是完美无瑕的时间感：在最佳时刻出现在最佳地点。城市闲逛者穿梭于新旧时光之中，忽儿投身茫茫人海，忽儿退守自己所属阶级原有的安全感。这是一种在当时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的生活方式，一种征服了欧洲每座大都市的现代礼节。
1905年9月1日，安德烈·纪德写道：“我身不由己，任由自己随着这单调的潮流，被时光拽着走。从起床一刻到夜晚时分，浓浓的睡意笼罩着我；有时游戏挽救了我，但我还是渐渐失去了正常的生活。”
我从战神广场沿着塞纳河两岸鼎沸的车流和人流溜达着，来到用木板封闭的大皇宫入口，大门正在被修复。埃菲尔铁塔上写着霓虹大字“距2000年还有347天”。旧世博会上的大皇宫和小皇宫仍然矗立着，当然也少不了亚历山大三世桥，四根柱子立在角落，柱顶上有巨大的金色骏马，边缘镶有镀铜路灯，灯上的玻璃犹如切割的钻石。
同年四月，亚历山大三世桥和1900年世博会开放了，反犹太日报《自由言论报》举行了一场赠送仪式，将一对长剑赠送给仇犹者拉斐尔·维奥（Rapha·l Viau），以纪念他“为了伟大事业”的第十二次决斗。维奥表达了 “不会让剑刃长时间不占血腥”的希望。
大约在世纪之交，三大丑闻震惊了欧洲各大首府。它们是正面的裂缝，是这个顽固不化的等级世界的第一次分裂。1895年，伦敦杰出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性变态而被定罪。在1907到1909年期间的柏林，类似的丑闻发生在王子菲利普·祖·奥伊伦堡（Philipp zu Eulenburg）身上，他是驻维也纳前任大使，也是德国皇帝的密友之一。而影响最大的丑闻当属德雷福斯绯闻。
1897年到1899年间，法国人最上心的事情只有为蒙受不白之冤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fred Dreyfus）平反。这位犹太陆军上尉遭到诬告，被疑为德国间谍，因此被流放到魔鬼岛。然而，事情逐渐水落石出，原来战争委员会军官篡改了他的档案，之后为了反驳日益高涨的怀疑呼声，他们继续堆积伪证。国家军事指挥部已经知情，但拒绝让步。承认造假，等于渎神，这会给光荣的军队抹黑。
不久，全欧洲都在屏气敛息地监控该事件。艾米尔·左拉（émile Zola）迫使本案于1898年1月13日重新开庭，之后他在巴黎疾呼“我控诉！”，主要意图在于激起对诽谤的控诉。众多其他欧洲作家和知识分子也卷入进来。什么更为重要？是个体权利还是军队和国家的名望？是启蒙运动进步原则还是1789年以前那些光荣岁月的反革命旧价值观？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指出，德雷福斯事件是“旧世界的垂死挣扎”。“在那些年里，生命似乎被暂时搁置。”未来的首相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写道。这是一次“人类危机，其影响不如法国大革命那样深远，时间也没有那么持久，但暴力程度却不相上下……好像全世界都围绕这件事在转，最亲密的感情和人际关系中一切的一切都被打断，被分裂，都被另眼相看。”
朋友们避而不见：德雷福斯事件就像一个点着的手榴弹躺在友人之间。家庭成员相互回避。著名的沙龙散伙了。在家庭成员围绕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口角之后，一个名叫皮斯托尔的木箱生产商被岳母告上法庭。他称她为“老学究”，她告他是“恶魔”和“叛徒”；他打了她；她女儿向法庭起诉离婚。在德雷福斯事件复审过程中，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每天带着咖啡和三明治坐在旁听席上，以免错过一时半刻。他和哥哥罗伯特帮忙散布“知识分子抗议书”，并收集了3000个签名，包括声名显赫、品位高雅的仲裁阿纳托·法朗士、安德烈·纪德和克劳德·莫奈等人的签名。对莫奈来说，诉状意味着他和同伴埃德加·德加友谊的终结，怒气冲冲的老普鲁斯特有一周时间拒绝和任何一个儿子说话。
就像丑闻缠身的奥斯卡·王尔德和菲利普·祖·欧伦堡一样，德雷福斯丑闻通过报纸引起公众关注。尤其重要的是，它使得各大报纸针锋相对。整个欧洲出现了“高发行量日报”现象，而追求轰动效应的报纸拥有成千上万读者，其销售网络延伸到法国最边远的角落，这一切为德雷福斯事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世纪之交，仅巴黎就有25到35份报导和制造各种新闻的日报。柏林有60份，其中有12种报纸每日发行两次。在伦敦，《每日邮报》两便士一份，发行量达50万份，是严肃持重、德高望重的《泰晤士报》的11倍。一股新生力量以这样一种方式面世，“公众舆论”的力量。报业巨头没花多少时间就学会了像摆弄教堂风琴一样来把玩大众情感。他们肆意夸大谣言，掩盖事实真相，为了实现更高的销售量，获得政党利益或者制造新闻的纯刺激，可以不择手段。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法国公众舆论为何对这桩丑闻如此敏感呢？反犹主义显然起了作用。反德雷福斯的报纸每天都充斥着专栏文章，连篇累牍地指责背信弃义的辛迪加集团，犹太人尘嚣日上的阴谋，以及企图用欺骗、谎言、贿赂和伪造来分裂法国的共济会、社会主义者和外国人。德雷福斯第一次接受军事审判时，法院门口的群众呐喊“见鬼去吧！该死的犹太人！” 置身巴黎的《新自由新闻社》维也纳犹太记者大为震惊，他回家在其小册子《犹太国》上写下了首句：犹太人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记者名叫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因此，这里萌发了以色列建国的第一粒种子，就在德雷福斯审判中。
但事情不止于此。事实上，真正发生的事是两个法兰西之间的冲突：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旧法国和接受新闻界、公开辩论、维护正义和真理的动态的现代法国。换句话说，就是宫殿法国和林荫道法国之间的冲突。
这桩丑闻来去匆匆，怪哉怪哉。1899年9月9日，德雷福斯再次被定罪，但证据显然被篡改了。欧洲震惊地发现，这种事居然有可能发生在开化的法国。“可耻、乖戾、恶心、野蛮。”《泰晤士报》记者写道。法国人开始意识到，这桩丑闻损坏了国际舆论中的法国形象。于是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博会举办前夕，法国人特赦德雷福斯，他接受了，他精疲力竭，无力继续斗争。
1906年，军队为他平反。他被提升为少校，并获得荣誉军团勋章。左拉1902年去世；1908年他的骨灰被葬在巴黎先贤祠。一旦获得自由，德雷福斯本人并不像那些为他而战的人那样充满理想主义。“我们准备好了为德雷福斯牺牲，”其中一位最热诚的支持者之后说道，“可德雷福斯本人不会。”几年后，一群知识分子要求他在一份拯救萨科和范赞提（一起政治诉讼案中的两位美国受害者）的请愿书上签名时，他勃然大怒，他无意染指这样的事件。
在巴黎的头几日，我拿了一份1896年的旅行指南作为向导。书里写着，让·饶勒斯大街仍然是德国街，圣心殿仍在建设之中，当时最重要的画家是路易·梅索尼埃（Louis Meissonier），而德加莱特红磨坊的风向标直到最近才停止转动。我拦下13000辆出租马车中一辆，或者跳上40条穿城而过的路线中的一辆公共马车。所有的一切全凭马力运转和驱动，成千上万马匹被用来拉出租车、公共马车、轻便马车和四轮大马车。整座城市弥漫着马儿的气味。所有那些马儿都必须关在马厩里喂食饮水，这儿因此有了干草和燕麦市场，以及2000个城市户外喷泉，更不用说处理马粪的业务。
这些日子明媚温润。我透过旅馆窗户向外眺望蒙马特的房顶、古老磨坊的断壁残垣和远处雾霭迷蒙的丘陵。窗下是几个长满大树的旧庭院，带阳台的房子，还有早春的画眉、麻雀和椋鸟的叫声。夜幕渐渐降临，房顶和灰色夜空之间透出越来越多的黄色灯光，城市悄声地哼着小曲。
蓝蓝的水，粉红的植物；夜色看起来那般甜美；人们外出散步。大女士外出散步，后面跟着小女士。
欧洲流浪作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引用越南人阮仲协（Nguyen Trong Hiep）发表于1897年的巴黎颂歌，开始了其随笔《十九世纪的首都》。他和众多的追随者为何选择把该头衔授予巴黎呢？1900前后，全球力量长久以来集中在伦敦，工业集中在柏林，未来的善恶集中在维也纳，届时巴黎这一名字为何仍然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人们为何普遍认为十九世纪的巴黎是进入现代的跳板呢？
首先，那强烈的共识与新型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有关。这里使用的铁和玻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自然随意和精致美观。例如宫殿、埃菲尔铁塔和塞纳河下边地铁隧道的巨大铁楼梯和电梯，大小相当于半个轨道车。举世闻名的美术馆遍地开花，这些个“室内林荫大道”形成本雅明最重要作品的母题。
资产阶级豪华的内部，即本雅明所谓的“私人腰包”，成为艺术的避风港。摄影的兴起（巴黎也是摄影领跑者）迫使画家寻找全新的形式。那是一场运动的光辉或是一个傍晚印象走上了画布。印象派画家就这样为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之类的画家开辟了道路，他后来为了寻找结构而拆分场景和物体。
艺术家之间有着坚强的纽带，亦即市场热望。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第一幅画很快以300法郎出手，这是一位教师月薪的两倍。一周复一周，安德烈·纪德在日记里谈及新展览，那是“全世界”的观光地，是“全世界”的谈资。
巴黎的林荫大道，连同奥斯曼行政长官施加给巴黎城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命令，刺激着感官。在命令中，本雅明说，“世俗体制和公民精神领地找到了崇拜神。”当然，奥斯曼的宏图大志基于法律和命令的必要性。从那一刻起，一旦发生叛乱，军事单位更加便于排兵布阵，但这并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林荫大道主要被设计成各终点站之间的现代运输走廊；有如伦敦和布鲁塞尔，十九世纪巴黎一团糟，遍地都是马匹、轻便马车、四轮马车、四轮大马车和公共马车。林荫大道还充当着纪念碑、主要政府大楼和国家象征物之间的视觉走廊，让前来参观的巴黎人和游客心生敬畏，因而需要很大的空间。林荫大道还充当着城市资产阶级和普通劳动人民、富人区和烟雾弥漫、肮脏的城郊之间的分界线。与此同时，奥斯曼城市改造计划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包罗万象的 “城市”现象观念基础之上。
“现代巴黎不可能存在于过去巴黎的疆界之内，”诗人兼记者泰奥菲勒·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热情澎湃地说，“旧城区的小巷、十字路口，死胡同形成黑暗的迷宫，文明的火焰从中烧出康庄大道：她就像美国先驱们伐木一般推倒房屋。”巴黎就这样成了现代的前哨，现代精神的灯塔，偏狭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法国的光荣之歌，新欧洲的城邦国家。
没有哪座都市像巴黎一般城市味十足而又浸透着浓郁的乡土情。从我落脚的旅馆走到最近的林荫大道，区区三分钟时间里我遇到了六个菜贩、五家面包店、五个屠夫和三个鱼贩。商铺连着商铺，人行道上摆着柳条箱，苹果、橘子、生菜、卷心菜和大葱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肉店里挂满香肠和火腿，人行道沿路摆放着盛鱼的货盘，面包店内数百种薯条和新鲜光亮的面包散发出浓香。
巴黎人与其神秘莫测的乡土根结（即“法国边远地区”）的关系错综复杂，也很强烈热切。许多巴黎人，抑或其父母，再或其祖父母，最初是乡下人。如今，法国人并不引以为耻，他们实际上津津乐道，并把度假小屋和桌上摆放“土”产品当作炫耀的资本。尽管今天法国1/3的城市人口由外来人组成，但外乡人只是“非法国人”中的一部分。
然而，大约在世纪之交，外乡人似乎一到巴黎就想抖落乡村尘土。在那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有两个法兰西民族。大城市越发变成光芒四射、动力十足的机器，乡村越发变得黑暗和倦怠。
总体而言，巴黎人把乡下人看作野蛮人或蛮夷。听到沉重的、嘎吱嘎吱的木屐声，就可以从人群中把他们辨认出来。即使在城里穿着鞋子，他们那奇怪的鸭步很快就泄露了其身份。这种社会裂缝在欧洲随处可见，可无一处像巴黎这般突出。
1880年左右，仍然有很多人住在庇里牛斯山、阿尔卑斯山、中央高原地区，在所有那些村落和河谷地区，他们生平从未见过二轮运货马车和四轮马车，如今欧洲人在这些边远地区度假。一切全凭马匹和驴子。地区方言占主导地位；据1863年公布的官方数据，全体法国公民的1/4人口几乎连一个法语词都不会说。很多地区仍然使用度量和重量单位，一些地区甚至使用一百年前就被官方废除的货币。任何一个到过巴黎的人，哪怕只待一天，其余生便拥有了“巴黎人”的荣誉称号。
“纯粹的”法国乡村生活无罗曼蒂克可言，乡村法庭记录见证了惨无人道的贫困和艰苦。一媳妇谋杀了婆婆，“因为她体弱多病且一无是处”；一婆婆为避免每年上交20法郎养老金和三袋谷子而投井自尽。一位老人的妻子和女儿用杵棒、锤子和耙子痛打他，因为她们已经倦于赡养他。从马洛的《咪咪流浪记》可见，小雷米比比皆是：1905年，约40万穷人在法国乡村颠沛流离。
那个时候，巴黎正在修建工程巨大的给排水设施，今天依然能在巴黎找到小地下湖泊，而像鲁昂和波尔多这样偏僻的法国小镇仍然用露天明沟排水。世纪之交，雷恩有7万居民，只有不多不少30个浴缸，且是两栋房子共用一个浴室。例如，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你可以发现越来越多人抱怨家佣或是同车乘客身上的恶臭。
但是，这里也开始进入一个剧变期。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拔款数百万法郎，支持雄心勃勃的查尔斯·德·索尔斯·德·夫雷森内（Charles de Saulces de Freycinet）提出的开发计划。这位市政工程部长希望通过修路和建学校，尽快缩小巴黎和其他省之间的差距，同时也给法国停滞不前的经济一股急需的推动力。
这些举措施很快奏效。至1900年，声名狼藉的黑面包——赤贫和落后的象征——几乎无处可寻。在二十年里，质地僵硬的传统服饰被柔软轻盈的成衣所代替；至1909年前后，农家女孩和城里精心打扮的工厂女工几乎很难加以区分。由文书经营的市场摊位也开始销声匿迹：从1880年起，农家小孩个个学习读书写字，有效地抹掉了令今人费解的依附烙印。
据地方主义作家埃米尔·吉约曼（émile Guillaumin）的描述，在1902年的一个炎炎夏日，五位雇工在穆兰附近的甜菜地里锄地。八年后，在1910年，第一位农场工人成了一家旅店的看门人，第二位在维希城里生活，第三位在一家家具厂工作，第四位是一名佣工，只有第五位仍在干农活。如今，在1999年，我敢断言，其100个曾孙中最多只有两个还在田间劳作，他们当中至少有30人最终在巴黎落户。较之其他任何大都市的居民，巴黎人似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全都是甜菜地除草人的曾孙，而且他们必须给予甜菜和锄地者应有的尊重。
在剧院地铁站，我和皮埃尔·马尤特（Pierre Maillot）攀谈起来。他胡子灰白，戴着寒碜的眼镜，站在一个走廊里，手里拿着一个锡罐和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请原谅，但我很饿”。他每天就这样挣大约100法郎（大约15欧元），足够支付一张床位费和单独一人一餐饭钱，以及1/4升葡萄酒。老年人出手阔绰，但年轻人取笑他。“我和我惟一的朋友在一起。”他说着，手从内侧口袋里掏出一本包着红色塑料封面的圣经。之后，他给我讲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有关牢狱、离婚、神智问题、蒸发的失业津贴，以及一个男人其他变化无常的生活经历。
大街上，正在举行游行示威。据我所知，除了巴黎，再无欧洲城市像预报天气一样天天若无其事地在报纸上刊登地图，标明非法移民、牙科学生、保皇党人、通信员等民众集会的预期路线，如此日复一日。我遇见一群学生，他们因为老师期中被解雇而大为恼火。菲利普·迪迪埃（Philippine Didier）跟我解释说，她现在无法完成希腊语考试。和同学一样，她计划上法国国立行政学院（简称the ENA），它是法国顶级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诞生的摇篮。“部长恨我们，”菲利普坚信不疑地说，“他本人好像曾经考试不及格。”我开始对所有这些宽松邋遢的粗呢上衣、弯曲的眼镜、天鹅绒帽子和背包另眼相看。我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是2030年的法国精英、内阁部长、高级官员、承载法国滚滚向前的铁轨以及未来的权势集团。
在巴黎，即使普通事物也常常让人印象深刻。这特别适于城市公交体系。巴黎及近郊拥有一个网络系统，而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柏林之类的城市在今后三、四十年才能运行类似的网络。每一个细节都表达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品质感：自动售检票系统、统一价格、清晰的路标、高发车频率，列车仿佛不费吹灰之力，载着成千上万人在城里穿梭。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赶车的人：下一趟车两到四分钟之内就会进站。你很少有不安全感：周围总有人，每个角落都被派上了好用场。受小汽车诱惑的出行者少而又少。例如，连接埃菲尔铁塔和凡尔赛的巴黎快速铁路交通网系统的速度无与伦比。最令人称奇的是，多年来该系统正是以这种方式运行着，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如果你想看见未来掠影，只需在巴黎环游一个下午时间。
与此同时，我那本过时的旅行指南开始撂挑子。如今，巴黎市郊由林立的工厂、仓库和摩天大楼构成，而指南中间的折叠地图上标出浅绿的田野、树林和村庄，如纳伊、潘丁门和蒙特伊勒。布尔热是塞纳河一条支流沿岸的集镇。后来，这里坐落着巴黎最著名的机场；如今，机场所在地成了博物馆。
起初，我专程去布尔热观看飞机。1909年6月25日，路易斯·布莱里奥特（Louis Blériot）驾着飞机成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人，但最后我却花了整整一上午关注他的先辈们——一群笨蛋和牛皮大王——制造的机器。看看这里不断改进的砌块：智能、不墨守陈规，最重要的是，胆大包天。例如，费利克斯·杜·特姆普耳（Félix du Temple）于1857年制造蒸汽机飞机。我对此人一无所知，但在车间里他出现在我眼前：他的飞机形状像只振翅的燕子，顶端有一个方向舵，方向舵旁边安装了一个配有汽笛的铮亮铜壶。例如，特莱雅·武亚（Traia Vuia）的方形手推车，一个固定的机翼安装在某个类似于婴儿车底架的物体顶端， 1906年3月18日他用之实现了法国第一次由人操纵的飞行，飞行高度为50厘米，距离为12米。
那时，出现了一台属于路易·布莱里奥个人的机器。我在旧报纸上找到荷兰记者亚历山大·科恩（Alexander Cohen）写的一篇文章，它描述了1907年11月22日星期五那个昏暗的下午在伊西-莱-穆利诺阅兵场上进行的一系列飞行试验。科恩观看了法曼的飞行表演，他驾着一只由帆布、竹子和铝制成的“巨型昆虫”飞离地面数百米。那玩意比布莱里奥的“飞行兽”更有说头。
正如布莱里奥被冠以骇人毁灭力量之名的蜻蜓，噗噗作响，以非常危险的速度飞过练兵场，做了几次令人难忘的旋转动作，但从未离开地面。
然而，不出十八月，布莱里奥就爬上了由细丝和帆布组装的机器飞往英国。就在飞行前夕，他的机器似乎快要散架了：连接飞机的鱼胶已经开始熔化。他就在启程之前临时向某人打探去多佛的方向。
接下来，有飞行员的照片。梅尔文·瓦尼曼（1909）注视着正前方，他身后的引擎看似属于远洋货轮。库德龙（1910，戴布雷顿贝雷帽）有些随意，看起来好像有把握成功。吉尔伯特（1910，西装革履，扎领带），看起来像个受人尊敬的家庭型男人，正躺在其竹飞机下的一种吊床上。整架飞机上挂着流苏。我直视着奥克塔夫·吉尔伯特。他父亲般的双手紧张地抓住小缰绳，它系在构成着落装置的两个自行车轮上。恐惧和尊严：对于他来说，一切从属于进步。他满脸写着勇气和绝望。
……
展开
—— 《纽约太阳报》
“透过万花筒般的现在对上个世纪进行了一次朴实无华的追忆……[马柯]将宏大事件与个人故事巧妙交织，此乃对历史人性尺度不间断的提示。”
——《纽约客》
“引人入胜，信息丰富，时而振奋人心，时常痛心疾首，几乎无法概括……马柯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新闻工作者，一位对农村和城市面貌、对怪异人类行为目光锐利的记者。”
——《文学评论》
“兼具对历史一股热爱之情的一流新闻写作……对欧洲大陆迷人过去引人入胜的研究。”
——《圣彼得堡时报》
“别出心裁的时间地理结构……一本硕大、原创、有趣的书，使用方便，零星点缀的第一人称叙述和些许对现在的敏锐观察令人愉悦。马柯幽默嘲讽，措词优美……不被它吸引是不可能的。”
——《星期日电讯报》（伦敦）
“痛彻心扉……一部历史，读起来像一部饶有趣味的小说。”
——《萨克拉门托时事与评论》
“马柯的杰作……包罗万象，充满华丽生动的细节，惊险刺激的散文风格，对主题的领悟深刻透彻。”
——《书单》
“对细节的唤起简直令人心潮澎湃。他未浓墨重彩地描绘奥斯维辛和斯雷布雷尼察经历种族清洗的小巷，而是亲自引领你穿透这些地方的混泥土墙壁，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这是一本趣味横生的书，一本有价值的书。”
——《世界中心的岛屿》之作者罗素·肖托
“穿越栩栩如生的历史风景，他对欧洲的刻画，饱含一切血腥的野蛮和文明的辉煌，有助于我们正视我们需要确切了解的东西……一本适时而至的书，一本我们不能忽略的书。”
——《每日电讯报》（伦敦）
“他的书具备逼真的品性，有时好似一组静物摄影……不完全是一部历史作品，亦非严格的现在游记；有时被归为‘现在历史’日益发展的体裁，它是其中一部分，但它满可以是“过去在场”。它无疑是一部波澜壮阔、妙笔生花的著作。”
——《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
“一部整个欧洲二十世纪更广泛的旅行历史。马柯先生一五一十地生动讲述这个故事，从严酷战场（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到革命场所（彼得格勒和柏林），再到阴森恐怖的死亡和毁灭的藏尸所（奥斯维辛和德累斯顿）。”
——《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