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烈的思想体现在大众和民族之中，体现在最健康和最强壮’的人之中。也许选举是依据重量来运作，如果你可以把小镇里的辉格党和民主党的上百个成员一一过磅，用迪尔伯恩弹簧秤称一称他们的总重量，你就可以准确地预知哪一个党派会赢得选举。总的来说，决定选票的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市政委员、市长、市参议员放到干草磅秤上去称一称。
在科学上，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件事：力量和环境。根据人类持续不断的探索，我们知道鸡蛋是另一种的囊泡——即使在五百年后出现一台更先进的观测仪器，或者一种更精密的显微镜，也会在最后观察到的鸡蛋里发现另一个。在蔬菜和动物的结构组织里，情况都是如此相似！一切的原始力量或痉挛发挥的所有作用只是囊泡！囊泡！确实如此！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环境。德国博物学家奥肯认为，一个处于新环境里的囊泡，一个生存在黑暗中的囊泡，将会变成动物；而在光亮中生存的囊泡，将会变成植物。生存在动物的亲代中的囊泡要经历种种变化，最终产生出奇迹般的力量，衍化为鱼、鸟，或者四足兽，衍化为它们的手、脚、眼、爪。环境即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即什么东西你可以做，什么东西你不能做。我们有两样东西——环境和生命。过去一旦我们思考，积极的力量就是一切。现在我们知道，消极的力量，或者说环境，也占其中的一半。自然是个暴虐的环境、粗糙的颅骨、潜藏的毒蛇、笨重如岩石般的颔。它是日常必须的活动，是暴力的倾向，是工具的限制；它像火车头一样，在轨道上强大有力，可是一旦脱离轨道，它只能引发灾难；它又像滑雪，在冰面上自由飞翔，却被束缚在地面上。
自然之书是一部命运之书。她翻动着巨大的页面——一页接着一页——从不回头。她放下的一页是一片花岗岩的地面，一千年后，那儿变成一片石板床；又过一千年，那儿成了一层煤炭；再过一千年，那儿又成了一层泥灰和泥土：出现了植物的形状。她创造了第一批发育不完全的动物、植形动物、三叶虫类和鱼；然后是蜥蜴——粗糙的形体。在它们身上，她只塑造了她未来雕像的轮廓，把她未来君主的美好形象隐藏在笨拙的怪兽的面目之下。这个星球的表面变得寒冷干燥，物种进化，人类产生。可是当一个物种的生命极限到来时，它也一去不复返了。
世界上的种群是历经淘汰的种群，他们不是最佳的物种，但却是现在可以生存的最佳物种。在大规模的种群中，某个种群总是能够抵制住自然的考验，稳定地发展，而另一种群则经受不住自然的考验，这就同社会阶层的更迭相一致。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一个民族拥有怎样的影响力。我们看到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牢牢地扎根于美洲和澳洲的每一片海岸和市场，垄断了这些国家的商业贸易。我们热爱种族中我们自己这一支系的精力充沛、富于进取的习性。我们尾随着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足迹。我们看到多少人费尽心机，妄图灭绝犹太民族却无功而返。看看诺克斯在《种族残篇》中令人不快的结论吧——这个作家同然草率冲动，令人觉得不满意，但他指控的却是尖锐而令人难忘的真理：“自然尊重纯粹的物种，不是杂种”，“每一种群都有它自己的‘栖息地’”，“把一块聚居地从其所属种族中隔离开来，那么它就会日渐衰落，就像一棵孤零零的野生苹果树一样”。看看地图上的一片片阴影吧，数百万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像黑人一样，命运中充满了坎坷。他们乘着轮船越过大西洋，在美洲的大地上颠沛流离，开沟渠，做苦工，使粮食变得便宜，然后过早地躺倒在土地上，化为大草原上一簇青青的野草。
统计学这一门新科学是极其坚硬的枷锁中的又一种桎梏。它是一种法则，即只要人口的基数足够大的话，最为偶然最异乎寻常的事情也会成为一个得以准确计量的材料。人们很难确切地说什么时候波士顿会诞生一个波拿巴式的上校、一个詹尼·林德式的歌唱家，或者一个鲍迪式的航海家。但是，如果有两百万或两亿的人口基数，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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