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1964-  ），1964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年少时，他沉迷于鲍勃·迪伦的音乐，钟情于《星球大战》，读过菲利普·迪克的全部小说。1982年，勒瑟姆从本宁顿学院退学，怀揣四十美元，从科罗拉多搭便车穿越一千多里的荒漠与山岭，来到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他为一家二手书店工作，同时开始了他的文学写作。
　　乔纳森·勒瑟姆是美国当代最具创造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杂糅了科幻、推理的元素，又能推陈出新，突破类型小说的限制，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不仅深受读者欢迎，时常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也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世界奇幻奖、金匕首奖、麦克阿瑟奖等众多大奖。
　　主要作品有《枪，偶尔有音乐》、《布鲁克林孤儿》、《孤独堡垒》、《久病之城》等。

　　莱诺尔是布鲁克林圣文森孤儿院的孤儿，从小就患有罕见的妥瑞氏症，这个疾病使得他产生狂吠、拍打、自言自语等异常行为。被视为怪胎的他和另外三个男孩被挑选出来，为敏纳·弗兰克的出租车行兼侦探社工作。那种异于其他孤儿的优越感，让这四个男孩成为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忠心耿耿地效忠于敏纳·弗兰克。有一天，弗兰克被杀，莱诺尔这四个孤儿的世界也被整个翻转过来。一连串问题接连发生，各种各样的人物、黑人侦探、禅堂里的老师、日本黑帮等相继出现，他们四个人之间不断发生磨擦。莱诺尔这个怪胎开始不顾一切地游走在各种人物之间，发誓要解开谜团。

　　透过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会看到一些平常所谓健全的人看不到的，尤其是像纽约这么一个有趣的地方，从这样的一个主角眼中看出来，的确充满了我们平常所看不到的光泽、看不到的颜色，我在阅读《布鲁克林孤儿》的过程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蔡康永（“周二不读书”中推荐）

　　年度最佳小说，十分新颖，让人深深感动。
　　——《时尚先生》杂志

　　充满了机智的对话和情节转折……一次引人入胜的历险。
　　——《卫报》

　　一个侦探故事，一幅敏锐的布鲁克林图景，一部重新讲述的《雾都孤儿》。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是个妥瑞氏症患者，他的讲述如此具有巴洛克风格，就连菲利普·马洛也会感到羞愧，向他致敬。
　　——《新闻周刊》

　　第二章 布鲁克林孤儿
　　我在圣文森特男孤儿院的图书室长大，这所孤儿院位于布鲁克林下城区，还没有哪个开发商有兴趣把这一片翻新为上等社区；这里既不算是布鲁克林高地，也不属于科布尔山，甚至都不在波伦山的范围内。大体而言，孤儿院坐落在布鲁克林桥的出口匝道上，但看不见曼哈顿或大桥本身，底下的八条车道总是车流滚滚；车道旁耸立着毫无特色的民事法庭，法院大楼尽管看起来冷峻灰暗，但我们孤儿院里的不少孩子都见识过里面的样子；还有布鲁克林邮局的分拣中心，彻夜嗡嗡哼哼，灯火闪烁，大门呻吟着打开，卡车运来堆积如山的名为“信件”的神秘物品；还有伯顿机修专科学校，受过磨砺的学生在那里努力着让自己过上无聊的正常人生活，他们每天两次蜂拥而出，趁着休息时间喝啤酒吃三明治，把隔壁的破旧酒馆挤得满满当当，乖戾的暴徒气焰让过路人胆战心惊，让我们这些孤儿院的孩子心驰神往；还有一排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园长椅，头顶上是拉法耶的大理石胸像，标出他在布鲁克林战役中的介入地点；还有一处停车场，周围的高篱笆顶上镶有宽阔的铁丝网和迎风抽打的荧光警示旗；还有一幢红砖盖的贵格派礼拜堂，附近还是农田的时候大概就有它了。简而言之，这些乱七八糟的货色把守着一个古老而破落的行政区的臃肿入口，是货真价实的蛮荒之地，从这里经过前往他处的人们会将它刻意遗忘。在被弗兰克·敏纳拯救之前，正像我之前所说的，我就生活在图书室里。
　　我决心读完那坟墓般的图书室里的每一本书，每一册编目入库又被遗忘的惨淡捐赠品--我在圣文森特时恐惧和无聊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妥瑞氏式症的早期迹象之一，让我强迫性地计数、排序、探查。蜷缩在窗台上，翻着干燥的书页，看着尘埃跌撞着穿过成束的阳光，我在西奥多·德莱塞、肯尼斯·罗伯茨、J.B.普里斯特利的著作和 《大众机械》的过刊中寻找正在萌芽的古怪自我，但都没找到，没找到属于我的那种语言。与此相仿的是我无法看电视。《家有仙妻》、《太空仙女恋》、《我爱露西》、《盖里甘》和《脱线家族》①没完没了地重播，那些缺乏运动细胞的书呆子借此打发了无数个下午的时光，凑到屏幕近旁观赏女人的滑稽表演--女人！多么陌生的存在，和信件一样，和电话一样，和森林一样，都是与我们孤儿无缘的东西--模仿女性角色的丈夫，但我在电视里找不到自己，德西·阿纳兹、迪克·约克、拉里·海格曼②，那些饱受折磨的飞向地球的太空人，他们没有展示出我需要看到的东西，无法帮助我找到我的语言。我与周六早晨稍微亲近些，尤其是达菲鸭能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前提是我能忍受想象自己长大后成了一只挨过炸弹、嘴巴七零八落的鸭子。《蜜月中人》里的亚特·卡尼也让我有所触动，特别是他扭动脖子的模样，不过这需要管事的允许我们晚睡才行，否则就没法看见他了。但是带给我语言的是敏纳，是敏纳和法院街让我说话的。
　　我们四个那天之所以被选走，只因为我们是圣文森特仅有的五个白种男孩中的四个，第五个名叫斯蒂芬·格罗斯曼，肥如其名。斯蒂芬要是瘦些的话，凯赛尔先生恐怕就会把我扔回废物堆里了。我无疑是个滞销货，又抽搐，又抠鼻子，是从图书馆里挖出来的，而非来自操场，怎么看都像个弱智，显然是谁买谁后悔的劣等品。凯赛尔先生是圣文森特的老师，他跟弗兰克·敏纳熟得跟邻居似的，他建议敏纳借用我们一个下午，这让我初次窥见了在敏纳周围闪闪发亮的那个由“承情”和“偏袒”构成的光环--“认得谁谁谁”是一种生存条件。敏纳与我们恰好位于两个极端，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即便认得也无法从中获益。
　　敏纳只要白种孩子，是为了迎合雇主或许抱有的偏见--和他必然抱有的偏见。也许他的脑子里那时就有了改造我们的幻想。当然我无从得知。在他第一天对待我们的态度中无疑没有显露半分。那是八月一个闷热的工作日，下午的课程结束后，街道像是黑色的口香糖，慢速爬行的车辆在烟霾中仿佛成像不清的自然课幻灯片。他打开厢式货车的后门，车身遍布凹痕和涂鸦，尺寸和深夜送信的邮政卡车差不多，他吩咐我们进去，然后砰的一声摔上门，上了锁，既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问我们叫什么。我们四个人大眼瞪小眼，为脱离樊笼感到震惊、晕眩。我们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其实也不需要知道。另外三个人，托尼、吉尔伯特和丹尼都愿意跟我搭伙，愿意假装我与他们很合拍，只需这样他们就能被外部世界拎出孤儿院，摸黑坐在肮脏的金属地板上，听凭车厢震颤着驶向圣文森特以外的某个地方。我当然也在震颤，敏纳集拢我们几人之前我就在震颤，我的内里永远在震颤，我用尽力气不让它表露出来。我没有亲吻另外三个男孩，但我很想，于是我发出了亲吻般的啁啾声，类似鸟儿的叫声，一遍又一遍：“嘁喳，嘁喳，嘁喳。”
　　托尼叫我闭上他妈的臭嘴，但他的心思并不在这儿，特别是今天，人生的秘密正在徐徐展开。对于托尼来说尤其如此，他的命运找上门来了。他从一开始就在敏纳身上看见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他让自己做好了这个准备。托尼·佛蒙蒂因其流露的自信在圣文森特小有名气，他坚信自己进孤儿院肯定是出了差错，相信自己并不属于这里。身为一名意大利人，他优于我们这些不知道出身的家伙（艾斯罗格是什么玩意儿？）。他的父亲不是黑帮就是条子--托尼不认为这有什么矛盾，所以我们也一样。意大利人将会伪装成这个那个身份回来找他，他正是这样看待敏纳的。
　　托尼出名还有别的原因。他比同在敏纳车厢中的我们其他几人都年长，他十五岁，我和吉尔伯特十三，丹尼·芬特尔十四（圣文森特孤儿院的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去别处念高中，从此很少再露面，但托尼却想办法留了下来），他的年龄让他显得无比时髦和世故，即便他没有离开过孤儿院，在外面生活了一段时间再回来也是这样。事实上，他是我们的经验之神，总在唠叨香烟和其他方面的暗示。两年前，街对面礼拜堂的某个贵格派人家把托尼带了回去，想给他一个永久的家。收拾衣服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抒发他对这家人的不齿了。他们不是意大利人。话虽如此，托尼还是和他们生活了几个月，也许挺开心，但他始终不肯承认。他们安排托尼进了“布鲁克林之友”，一家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的私立学校。大多数日子里，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托尼会在圣文森特的围栏外逗留，跟我们讲他如何抚摸私立学校的姑娘们，有时还要搞上一两回，私立学校的男生都很娘娘腔，懂得怎么游泳和踢足球，但上了篮球场只有挨他羞辱的份儿，而篮球都不算是托尼的专长。后来有一天，他的继父母发现高大黑发的托尼和一个姑娘上床，但这次太过分了，那女孩是他们十六岁的亲生女儿。反正据说如此，但消息的源头只有一个。总而言之，第二天他被送回了圣文森特，他轻而易举地回到了原先的生活方式：每隔一天，就轮流殴打我和斯蒂芬·格罗斯曼，然后又对我们示好，这样我们俩就永远不可能同时受他照应，也无法彼此信任，就像我们不信任托尼一样。
　　托尼是我们的“嘲笑之星”，当然也是他首先吸引了敏纳的注意力，激发了我们这位未来老板的想象力，叫他在我们这群渴望栽培的心中窥见了日后的敏纳帮。或许托尼，连同他对意大利救星的热望，甚至还帮助敏纳做出了构想，最终令敏纳侦探所应运而生；托尼那份渴求的力度激发了敏纳的特定灵感，让他第一次有了找几个帮手供其差遣的念头。
　　敏纳当时也只勉强算是成年，但在我们眼中却无疑是个男人了。那年夏天，他二十五岁，瘦长身材，略有点小肚子，穿有口袋的T恤衫，还尽心尽力地把头发梳成油光水滑的大背头，这种卡罗尔花园式的发型与七九年格格不入，而像是投射自某个弗兰克·辛纳屈唱主角的年代，那一刻仿佛一粒琥珀或摄影师的滤镜，紧紧包裹住了弗兰克·敏纳和他钟爱的所有事物。
　　敏纳那辆货车的车厢里，除了我和托尼之外，还有吉尔伯特·科尼和丹尼·芬克尔。吉尔伯特当时是托尼的左膀右臂，身材矮壮，性格阴沉，称之为“硬朗”也不为过--听见你叫他暴徒，他也许会对你露出笑容。吉尔伯特对斯蒂芬·格罗斯曼格外不好，要我说是因为后者的肥胖，对他而言是一面引人不快的镜子，但他待我很宽容。我们甚至一起守着几样古怪的秘密。两年前，孤儿院组织去曼哈顿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和吉尔伯特脱离大部队，不约而同地返回了一个展厅，天花板上垂吊着的巨大塑料蓝鲸主宰着整个房间，它是正式参观的焦点展品。然而，蓝鲸身下还有一道双面展墙，是黑暗而神秘的深海生物立体布景，打了灯光，排列整齐，你必须凑到玻璃前才能发现隐藏在拐角处的种种奇景。其中有抹香鲸大战巨乌贼，还有杀人鲸破冰而出。我和吉尔伯特深深着迷，流连于一面又一面的展窗之前。等一班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小孩被带出展厅以后，我们发觉这个巨大的房间尽归我们所有，连说话时我们的声音都被博物馆里超乎自然的寂静磨去了棱角。吉尔伯特把他的发现指给我看：企鹅布景旁有一扇孩童尺寸的黄铜门扉，没有上锁。打开门，我们发现它既通向企鹅布景背后，也通向布景内部。
　　“艾斯罗格，进去。”吉尔伯特说。
　　如果我不愿意，这大概就是仗势欺人了，但事实上我想进去都想得发疯了。展厅里空无他人的每一分钟都极其宝贵。那扇门的上缘只有我的膝盖高。我爬了进去，打开充当展览边墙的海蓝色背景板上的活门，接着滑进了画面之中。碗形的海底长而平缓，是涂抹过颜色的石膏，我弯着膝盖沿坡跑了下去，望着玻璃另一侧目瞪口呆的吉尔伯特。游泳的企鹅或是固定在从后墙上伸出的长杆上，或是悬挂在海面的塑料波浪下，海面此刻已是我头顶上低矮的天花板了。我爱抚着最近的一只企鹅，这只企鹅吊得很低，正在潜水追捕美味鲜鱼。我拍拍企鹅的脑袋，揉揉它的咽喉，像是在帮它吞咽药丸。吉尔伯特笑得直打滚，以为我在向他表演喜剧，但事实上我被一阵温柔而又躁动的冲动所征服，必须去爱抚那只僵硬悲哀的企鹅。接下来，我必须去触摸每一只企鹅，至少是我够得到的每一只--有几只我够不到，它们站在浮冰上，被海面挡在了另外一侧。我跪在地上四处移动，满怀爱意地挨个抚摸那些游泳的鸟儿，最后才穿过铜门逃了出来。吉尔伯特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我看得出来。我成了他心中无所不能的小子，敢肆意妄为的小子。当然了，他既对也错，因为摸到第一只企鹅之后，我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不知为何，这引出了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他越来越信任我。我很疯狂，但又很温顺，很容易受到胁迫，这让我成了吉尔伯特理想中的仓库，用来存放他认为是疯狂念头的东西。吉尔伯特比别人早熟，喜欢打手枪，正在寻找介于其个人经验和一般校园常识之间的三角测量基准物。我做那档子事吗？有多频繁？一只手还是两只手？这样还是那样握？闭不闭上眼睛？有没有动过摩擦床垫的念头？我很认真地对待他的询问，但却无法提供他需要的信息--当时还不行。我的愚钝刚开始让吉尔伯特好生不爽，他有一两个星期假装从未提过那些问题，甚至压根儿不认识我，对我投来凶恶的目光，叫我晓得要是胆敢说出去就将有极大的痛苦等在前头。然后他会突然回来，比之前更急切。试试看吧，他这样说，没那么难。我会看着，如果你弄错了我就纠正你。和博物馆那次一样，我听从了他的话，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无法用对待企鹅的那种温柔对待自己，至少当着吉尔伯特的面做不到（尽管事实上他催动了我对自己的私密探索，这很快就变得相当耗费精力），吉尔伯特又不高兴了，把我吓得魂不附体。两三个回合以后，这个论题就被永远搁置了。然而，暴露隐私的影响却留存了下来，成为我们之间宛若幽魂的维系。
　　敏纳这辆货车里的最后一个男孩是丹尼·芬克尔，他是个赝品，只不过肤色很白而已。丹尼欢欢喜喜、轻松自在、发自肺腑地融入了圣文森特的大部分人中。他以自己的方式赢取了不亚于托尼的尊重（自然也得到了托尼的尊敬），既没有吹牛说大话，也不需要惺惺作态，大体而言连嘴巴都不用张开。他真正通晓的语言是篮球，可这位运动健将精神太过紧绷，动作太过流畅，在屋内、教室里就显得分外憋屈。他一开口就要嘲笑我们的热情、我们显露的“不酷”，但总有些心不在焉，仿佛他的脑子另有盘算，还在琢磨怎么换手过人，怎么优化步法。他听“放克疯”，听“浮雕宝石”，听“扎普”①，和孤儿院的其他孩子一样，也飞快投入了饶舌乐的怀抱，但每逢他钟爱的音乐奏响，他从不会跳起舞步，而是抱着胳膊站在那里，随着节拍瞪眼撅嘴，富有表现力的臀部一动也不动。丹尼生活在半空中，他既不黑也不白，既不挨揍也不打人；帅归帅，但不受女孩这个念头侵扰；功课一塌糊涂，但每门课都能蒙混过关；偶尔挣脱地球引力的束缚，漂浮在圣文森特的篮球框上那堆烂铁链和人行道之间。折磨托尼的是自幼失散的意大利家庭，他坚信他们会回来找他；丹尼却像是七八岁就离家出走，加入了街头篮球比赛，一气打到十四岁，直到敏纳开着货车来的那一天为止。
        ……

走进
布鲁克林孤儿
拷问的眼睛
（妥瑞氏症的梦境）
坏曲奇
一心
自作主张的身体
曾经相识
好三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