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每个妈妈也就不得不编些故事，譬如说是从嘴里吐出来的，是从包心菜里长出来的，或是从屁股里揪出来的。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寸长的疤痕，说：“看吧！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又光光亮亮，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随时可能绽开，而让我有点害怕，可是不知为什么，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然后，说：“好可怕！好可怕！”又问一句，“开刀的时候，会不会好疼？”
“当然疼，娘疼得晕过去。一个多月才能下床，所以说‘儿的生日，母的难日’，娘生你，好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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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
为了怕邻居跟我说我不该听的事，母亲坚持要父亲卖了南京东路的房子，搬到远远的云和街。又为了怕我学坏，每天傍晚我在外面玩，她一定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守着，而且规定我不准跑过左边巷口的电线杆。
她不准我吃零食，说吃多了会吃不下正餐。她往我碗里猛塞猪肝，说以前要不是喂我猪肝，我早就病死了。又不准我躺在床上吃东西，说很多小孩都是那样噎死的。她还不准我骑脚踏车，说她只要看见小孩飙车，就吓得头疼；又说我要是学会骑车，她就管不住我了。
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孤独的，当邻居孩子伸着腿，用：“钻狗洞”的方法，学骑大人脚踏车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当别的小孩还在路灯下玩“躲躲猫”和“官兵捉强盗”的时候，我已经被叫回家洗澡了。
母亲还常编故事吓我，譬如她总讲，那拉着三轮板车，叫“酒矸倘卖无”的人，会抓小孩去卖。所以千万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拿些破铜烂铁给“那个人”换糖吃。她也说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因为里头可能有迷药，吃了就会被坏人拐走。她尤其爱讲坏人把小孩杀死，挖空内脏，装毒品走私，和江湖卖艺术的，把小孩的皮肤刷得流血，再罩上新杀的熊皮，使那熊皮长在孩子身上，再也分不开，而成为“熊人”的故事。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胆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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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严加看管的日子，_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而是因为父亲生病，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
家里的外婆太老了，管不住我，舅舅又在海军学校念书，所以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下大雨的时候，我能溜下小河去抓鱼，出大太阳的日子，我能在邻人的工地外面玩沙，当别的小孩都回家睡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溜出大门，追打在路灯四周盘旋的蝙蝠。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戴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我突然长大了，不再作班上买“防痨邮票”或捐“教师节敬师金”最多的小朋友。
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的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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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加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疼不疼？”
她可以打我，但是别人不能打我。记得当我上初中，碰到一个爱打人的导师，总挨藤条，打得一条一条血痕，被母亲发现的时候，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老师并没有少打我，因为他全班都打，每天都打，只有跟他补习的同学，因为考得好，可以免挨打。
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你这孩子，功课这么烂，再不补习，一定考不上高中。”
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教我一阵子数学，无论别人怎么说，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就咱们娘儿俩，再出去补习半天，娘一个人，多寂寞！”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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