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诺特博姆（1933－），现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生于荷兰海牙。他也是诗人、旅行家和翻译家，作品中的实验风格最让读者印象深刻。多年来，他游遍世界，用文字表达他对生活和自我的思考。
    他获得过多种文学奖项，包括P.C胡福特奖、飞马文学奖、康斯坦丁·惠更斯奖、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等。代表作有小说《仪式》、《万灵节》等。

    《流浪者旅店：时间与空间之旅》以妙趣横生的时空之旅，来对世界级散文大师的魔力叙事……欧洲、非洲、大洋洲，千年时空交错，旅程永无止境……

　　来冈比亚旅游的外国人只有瑞典人。就在离首都二十公里的地方，在原始的海岸上，一个有胆略的瑞典人建了三栋低矮的宾馆楼，每星期都有满满一飞机的瑞典人下榻此处。他们飞了八个小时，而享受这份尊荣，花三百法郎多一点，就可以玩两个星期，然后上飞机回去。这对于冈比亚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对那些在非洲住了二十五年甚至更久、英国式殖民地老爷派头的人来说，到这里会大失所望。这里和白种人打招呼，百分之一百都是用瑞典语：“你好，瑞典人！”此外，占瑞典游客大多数的女游客，显然很乐意与那些勾留于宾馆的冈比亚小伙子发生某种更深层次的接触。如果这种关系的确不是母亲般的慈爱，那至少也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友谊。
　　但当地社会道德的卫道士认为这是道德沦丧，因为与此有染的小伙子轻松就能挣到钱，也能方便地出入各宾馆的夜店。所以说，外面的世界来到了冈比亚，也有人为此不乐意，或者就像那个出租车司机所说的：“他不好。冈比亚女孩不走和他。她支道他家里人。
　　不好。瑞典女孩她不支道。她来了再她走。”还专门为了瑞典游客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游客市场，摆出来卖的是些色彩艳丽的染布、衬衫和帽子。欢快艳丽的服装中，还有一座亭子，里面坐着个漂亮的、无精打采的女人，她负责提供“资讯”。我在那里买了张该市的地图和国家的地图，还买了一本书，说的是该国独立后的十年，还附有国歌（“为了冈比亚／我们的祖国／我们奋斗劳作和祈祷／是为了每天生活的团结／自由和平”），另外又买了本写鸟类的书。可她没法帮我采访总统，我得去找内阁部长，部长就在麦卡锡广场那里。路虽不远，但是时间流逝，每一分钟都变得更为炎热。躲在树荫下只能让太阳不灼伤你的脸，可酷热的重担、肩膀上汗湿的毛巾却越来越沉重。政府的台阶上坐着一大群人。他们在兜售塑料小鸟、卷烟、可乐树果、花生和又小又酸的橘子，所有人都大喊：“你好，瑞典人！”气氛亲切。广场是偌大一片英国芳草，这是个很大的板球场，周围是殖民时代的木建筑。旅者啊，你要是半闭上眼睛，就会重回往昔——板球场上散布着球手，这可以是1920年，或是1910年，1890年，只有制服的式样时而变化，会出现一些新来的白人，除此之外，一切都毫无改变：沃洛夫部族、曼丁哥部族、富拉部族和苏宁可部族没有变得让人认不出来，时代或许会改变，总督饰有羽毛的三角帽或许已经消失了，可这酷暑、这大河、各个部落，还有贫穷，则依然故我。独立的酷热，独立的大河，独立的贫穷。
　　走过两辆黑色的奔驰豪华跑车，还有一个穿着深蓝色羊毛袜、膝盖黑黝黝的警察，我来到接待桌前。在荷兰，如果你想和女王说话，该到哪张桌子前提申请呢？我站在烈日下，正在争辩此事，屋里有人叫我。这地方乱得一塌糊涂，又乱中有序，我立刻就看出这一点，因为我的书房也正是这般。什么都没有分门别类放好，报纸乱堆，没有橱柜，什么也找不到，什么都缺，一个摞一个，都混在一起，书信也好，表格也好，椅子上、桌子上、地板上，随处都是。三个人在里面办公——我总是将这种事称之为办公。其中有个人在那徒劳无益地翻查一堆陈年旧信。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模样十分迷人，对着电话尖声细调的，以唱歌般的嗓音说着话，毫无疑问电话那边藏着她的情人。此外就别无其他了。我推开几张新报纸（“北京借给冈比亚两千八百万达拉西”），坐下来等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将散落的纸页吹得四处飞旋，人们走进来，上下打量我，好像在争论要不要买下我，然后啥也没有做，就又出去了。渐渐地，那早已熟知的感受又卷土重来，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我根本就没有坐在这里。这是一位非洲的品特所导演的一出话剧，我是得了一大笔钱应邀来演出的。很快就要中场休息了，我们都会站起来，倾听喝彩，然后去餐厅喝杯啤酒。
　　都不是真实的，没什么是真实的。离我最远的一张桌子后面，有个人刚从无边的白日梦中苏醒过来，转而关注起他眼前的这个相对论问题上来，他优雅地向我走来。
　　我到底想干什么？“想采访总统。”我还不如说自己是特地来看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手稿的。
　　“哦，明白了。那你要去找尼杰先生。”可是尼杰先生不在。尼杰先生和我似乎注定要玩一种奇怪的毛毛虫般你进我退的游戏：只要我随大流拥进一间办公室，他就翩然而起……出去了。随之开始的，就是一出奇妙的哑剧猜谜，开会、约定、在走廊里等，又换了一条走廊，还要去见更多的先生们，有些人也名叫尼杰。此时，我也找来针刻印刷的报纸，自己先了解一番。要说这经历中哪怕有一些微乎其微的悲情，我就可以引卡夫卡为援——我是迷失在迷宫中的人，等等。可是这其中却没有悲情，这只不过是一个冗长的开篇，后面跟着一出毫无剧情的电影。我在不同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小心地放好我的钞票，听别人猛侃春秋大梦，了解谁是从哪个部落来的，听人家说他们自己一眼看过去，也经常没法分辨对方是哪个部落的人，要我用英语提交一份准备问总统阁下的问题清单，就这么东倒西歪地跳过冈比亚的蛇，跳上木板，进进退退，上上下下。这真是受益匪浅。我渐渐忘却了外面的世界，所能记得的就是这炎热的，尘土飞扬的街道，阿波罗宾馆的餐厅，还有我那个石头房间，从那里能看见大河，运花生的小舟沿着河水悠悠划过，张着三角船帆。有时候会传来明沟里让人染病的淡淡臭气，一大早就会有人来这里从我窗下的井里汲水，只要有人来汲水，我就会醒来。
　　英国领事馆里的报纸已经过期超过一个月了，从空荡荡的书店里能找到的唯一一本关于冈比亚的书，是1906年出版的《冈比亚殖民地和保护领官方手册》。书里面无所不包。每一个名字，每一份数据，每一个过程，每个人的薪水，事无巨细。在“信箱”这一条目下写着：“本殖民地和保护领中没有信箱。”这其中的含义让人难以置信。原来帝国就是如此运行的。不会有意外之事发生。曾有人把一切安排到尽善尽美了。从巴瑟斯特拍一份电报到圣赫勒拿岛要花三个先令。本地宪警的军士长杰里米·科林伍德，“陪同着阿尔弗雷德·马龙内爵士，詹姆斯·肖·海爵士和吉尔伯特·卡特爵士数次前往腹地”。该军士长时年二十七岁，在殖民地已经过了五个月，一年挣一百英镑。1903年时，政府邮船盈利三百六十六磅，比预期更多一先令六便士。写一封信到威海卫、开曼群岛和斐济要花一便士。处以鞭刑的报告，最后要把一式两份上呈至海军部。全是陈年旧事，整整三百六十四页，毫无虚言。读起这样的一本书，你会时而欣喜，时而忧伤，反之亦然，可是当你向外瞥一眼，看看这个破败的城市，躺在这条无边大河的弯曲处，当你想到那唯一一条柏油路，想到这里一穷二白，你不得不问自己，英国人在这里这么久，究竟获得了什么？答案只能是：他们所得不多，只有花生！塞拉利昂的外事秘书到访，中央银行的长官又去参加在拉各斯召开的非洲中央银行组织西非地区委员会的会议。“巫意”这地方的区长，苏托科巴族人福迪·卡巴·甲塔被撤职了，在洛克西在上映弗吉尼亚·马约②的《警长》一片，7点17分，太阳就要落下了，正如昨天，明天也是一样。我又在十三号桌吃晚饭，骑着那辆租来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穿过红树林沼泽地的窄路，来到海边，在大海里游泳，胡乱记下那三棵树的名字（分别叫尼姆、卡斯利娜和凯山一凯山），然后又及时赶到码头，看成百上千只乌鸦回翔，栖息于一株树皮都已被剥光的大树，每晚皆是如此。有几个人在看一条损坏得怪模怪样的白色河船。这船名叫“白夫人”，向后歪斜得很厉害，看起来很是吓人，这条船油漆剥落，而且和亨弗莱·鲍嘉的非洲王后号也巧合地颇有相似之处。船扶手那有一个威严的老黑人，头发上还有几抹亮金色的白发，他喊着我。
　　“你想上则（这）船吗？”“你们往哪开啊？”“沿则（着）河走！去巴塞！”我回到宾馆去看地图。河流蜿蜒流人非洲内陆。巴塞是冈比亚的后门，离班珠尔约四百公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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