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沪杭线上杭州新客站，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刚过，天气仍十分寒冷，回家省亲的人大多未踏上归途，乘客们三三两两地通过检票口（只要这个机构还存在，就说明我们的文明需要努力建设）。考虑到旅行所经国家的季节变化，我披上一件样式古旧的外套，打算把它留在浦东机场的更衣室，就像是一枚多级火箭，我开始了漫漫的征途。
那时候尚没有地铁，窗外的景色早已熟视无睹，不易被人察觉的一点是，绿色和田野在一天天地减少。很快我便发现，今天车厢里的气氛比较活跃，大家都在热烈地交谈着。或许，这是节日带来的喜庆，也可能是短途客车的缘故。对面坐着一位叫山田的中年日本人，他穿着一件粗呢的休闲西装，没系领带，左手捏着一只娃哈哈矿泉水瓶，里面的饮料像是凉透了的红茶。我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山田的国籍，是因为他和他身旁的女友--一位穿戴时髦的电厂职员之间的交流不时借助于纸上的汉字。尽管如此，在长时间的情感生活之后，山田变得更像是中国人，而他的女友倒有了日本人的味道。当我略带惊奇地发现山田能讲简单的英语时，他也收起了笔，与其说他找到了一个翻译，倒不如说是出于对英语的尊敬。
山田在中国经营一家乳品企业，拥有数十万的饮户，算是一名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了。山田告诉我，他在日本的母公司连年亏损，全靠中国子公司的盈利补贴，这种现象如今已比较普遍。现在，一个小小的疑问产生了，日本人可是只喝绿茶的。山田摇了摇手中的容器，原来里面装的是苏格兰威士忌，为了掩人耳目，女友想出了这一妙计。
山田一家三代对酒精有着特别的嗜好，他的听觉因此受到了严重损伤。他叹息说，现在的日本经济就像当年的西班牙王国和大不列颠一样江河日下。明天，山田就要从上海飞回横滨老家，有意思的是，当他抵达位于东京湾西侧的成田机场时，送客的女友仍还在返回杭州的铁路线上。而我那时已经有预感，在本书所提及的数十座岛屿里，日本的九州将会是最后一个出现。浦东国际机场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位于波涛汹涌的长江的入海处，有一条吃水很深的黄浦江贯穿市区。在所有大河入海处形成的城市中，上海无疑是最重要的。上海的缺点也显而易见，既没有一处海湾，也没有一座山峦，尤其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见不到一滴湛蓝的海水。因此，大多数市民一生从未想过要步行或骑车去看看几十千米外的大海，这一点注定使上海成为一座讲究实效的城市。
上海人的浪漫情怀大多是由外国人培养起来的，也就是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迷恋上了西式生活。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浦东机场的造型为何如此简洁明快，它既让人挑不出毛病，又没有一处舒适的场所可以眺望城市（抒发离情别意）、飞机的起降（尤其是在雨中），抑或近在咫尺的大海。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对河南来的母女。女儿小谢今年刚过二十，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念书，这会儿寒假结束，准备返校了。虽然读懂国际机票上的外文地名不成问题，她却把日期给搞错了，结果早来了上海一天。幸好小谢在沪上有一位热情的小姨，也算是为她俩的再度相聚创造了一次良机。
作为一位成功的私营集团老总的太太，谢夫人的爱女之情溢于言表，不仅千里送女到上海，还担心她的手提包超重，过不了海关。对此做母亲的爱莫能助，把女儿委托给了我，谁让我轻装一身呢。放眼望去，和我们同乘一架飞机的少男少女还真不少，看来今天的飞机要满座了。
近年来，英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发达或欠发达国家的教育部门，为吸引中国富裕人家的子女自费留学争得不可开交，结果有了不久以前前复旦大学校长杨家福教授受聘英伦虚职一事，明明是在做广告，却被我们的媒体炒个没完。事实上，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破绽，英国人既然要从中国聘任一位校长，为何挑选一位退了休的呢？
当然，我无意在此否定这位物理学家出身的校长，事实上，从杨先生后来的言行来判断，他比起其他在任的中国同行来更具教育家的风范。我甚至想起了吉米·卡特，这位美国前总统也是在退休以后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声誉。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欧洲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一直不如美国，这回终于瞄准空子，打了一个翻身仗。
按照国际惯例，所有旅行社开出的机票上都写明，每位乘客托运行李不得超过二十千克，随身的手提包则限制在五千克以下。可是，经常出门的人心里明白，后面一条只是表面文章，就像高速公路上的限速标志，唯有摄影机暗藏或警车出现时才生效。而今天，警笛鸣响了：航班满座，因此谢夫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经过探测仪的时候，我和小谢交换了提包，检查人员主要根据乘客的手感来判断分量，因此我们顺利过关。没想到，进甬道的时候，突然有工作人员出现，拎起小谢手中那只沉甸甸的提包，我急忙上前打圆场，声称我们同路，还好，那人没有检查我们的登机牌，否则会发现，我们俩甚至连目的地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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