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
郭德纲小评传
郭德纲的半辈子，比一个普通相声艺人的几辈子都要复杂。他这三十几年可用两段话来描述：出身寒微，从小学艺，拜入师门，又被逐出师门，天津卫混不下去了，一咬牙闯荡京城，尝尽人间白眼，苦熬出一个德云社，依靠精湛手艺和青皮气质，打拼出一方天地，开始走上中兴之路。
但造化捧人，它也弄人，郭德纲成了郭员外，就有点势大力沉，顺手给自己圈了个后院，家丁还打了记者。打人不重要，郭德纲把记者当妓女，并大骂BTV，彻底触犯了媒体潜规则，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这比打人是更深刻的冒犯。所以郭德纲成了三俗，郭德纲下课了，郭德纲关门了，郭德纲下架了，郭德纲道歉了……..虽然现在等来平反，说郭德纲不是真三俗，郭德纲也趁势复出，票房依旧火爆，但经此一役，郭德纲威势大减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说我是看着郭德纲长大的。
这句话不是砸挂，我指的是眼看着他长成大腕。他天津的事我不知道，他跟师傅的恩怨，他是不是犯了经济错误，那是天津人去研究的事。我关注的，是卫嘴子进京之后的奇遇。
郭德纲最美的时光，是在三四年前，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还是德云社里那个穿着长衫体态微丰的相声艺人。他在台上横扫千军，砸挂一切，什么央视、汪洋、姜昆、春晚，反正他嘴下不死无名之辈。他在台上说得入港，“钢丝”们在台下带着微醺拖出长长的“噫”声。
《论五十年相声之怪现状》、《我这一辈子》、《我要上春晚》，《我要反三俗》《西征梦》，郭德纲所有叫得响的相声段子，都是在那一时期出现的。可别小看这几段，这是新千年里中国相声唯一的收成。
在那个时候，一批青年才俊跟着他走。那个时候的郭，确实有相声大师的雏形，他远离央视，嘲笑歌颂相声，调侃主流意识形态，疾呼让相声回到剧场，很多神圣的虚伪的事物，都在他的讽刺中变得可笑。用王朔的话说，他是站在人民这头的。那时候他正遭到正统相声界的打压，我负责的评论版，曾一年之内发表近二十篇支持郭德纲的评论，一直评到“藏秘排油”为止。
郭德纲越来越火了，天价相声，上电视，当主持，演电影，开铺子，他的名字飞进了千家万户，他成功地摆脱了弱势与贫困。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星火燎原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故事里，不少资深粉丝离去了。
如今，当年跟着他走的意见领袖已绝口不提往事，我猜他们深以为耻，不是因为郭德纲被封了，而是因为郭德纲的“变节”。郭德纲后来在徒弟打人事件中应对失措，举步维艰，跟身边没高人有关系。试想，如果有史航、袁鸿、老六、水晶、陈晓卿等文化达人的指点，那绝对是另一番天地。但他们早就与他分道了，竖子不足与谋。
革命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路线有了分歧。很多人期待，郭德纲大师的诞生，能让传统相声的春天到来，能横扫各路伪相声，能战胜某种腐朽的文化。不幸的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所托非人，郭德纲自有他的理想，这个人根本不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
郭德纲是一个有霸气的人，他彪悍的人生不需要别人解释，他就是要为自己活着。于是，一个成功人士该有的，他都统统超额实现了。他还给自己的别墅圈了座后花园，成了一个员外，还有护院的家丁。一个卫嘴子，终于在京城混出了人样子。
他活出了真我，却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他越来越油光满面，一个艺人失去他批判的刀子，太成功了，他都不好意思再批判了。大家开始怀念他从前的相声，这才红了几年呢？
郭德纲骨子里是个老派人，他有深厚的传统艺人的底色。对江湖道义烂熟于心，并且在创业时期将其运用得得心应手。对德云社是这样，对侯耀华是这样，对徐德亮这样，BTV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小世界的主宰。但当他遭遇了业主委员会，遭遇了记者采访，遭遇了官家的宣传机器，现代法律和中国政治，这个陌生的世界让他有些发蒙。
于是，何云伟李菁退出了，德云社关门停业了，弟子进去了，书和音像制品都下架了，郭德纲傻了。打了一个记者，骂了句记不如鸡，竟然引发了惊天连锁反应。他在喜马拉雅山下骂了句娘，没想到引起了雪崩。自己怎么就下架了？还有没有天理？政治，尤其中国政治，这回事，他可能理解不了。
BTV一战输得属于完败，和媒体的关系那么脆弱，找不到有关部门灭火，上头连个递话的都没有，在官场两眼一抹黑，郭德纲应该发现了，在京城，一点点虚火根本算不上站稳脚跟。卫嘴子混北京，难呐！
郭德纲一直以来是以相声江湖的规矩行事，如泼皮不要命，仗义出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走的是忠孝信义的路线。但遇到现代法律和政治势力，就两眼摸黑一脸茫然，左支右绌狼狈不堪。他有小聪明而不懂大势，有小勇力而不知进退，还是一传统艺人的底子，所以能纵横于底层而不能游刃于大棋局。
郭德纲的不智在于，他既想在现实世界里成功，又想保持他的狂野的姿态。不跟官家合作，不跟曲协联手，不向BTV低头，要在他的小一统里称王。既不受委屈，又不昧良心，还年年丰收，他太天真了。事实证明，没有哪一块地盘是他自己的。
现在总算复演了，郭德纲接受一轮媒体采访，表达了洗心革面的决心，狠斗私字一闪念，说自己终于长大了。身子放得那个低，尘埃不见郭德纲。总算表态过关了，但德云社没有消停下来。郭德纲开完遵义会议后开始了战略调整，收缩战线，回到剧场，说相声是正事。跟徒弟们也签了长约。他对何云伟李菁仍然很有看法，大弟子出走，毕竟是件闹心的事。郭德纲对此事的反思是，只怪平日太面慈心软，换得别人以怨报德。这个反思相当不靠谱，也许会埋有祸根，但愿别成了“郭德纲掰棒子——红一个扔一个”。
郭德纲有两个诤友，一个是BTV，一个是姜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两个。这样郭德纲做事之前，都要先想一想BTV会不会搞自己，这是多好的一位诤友啊。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姜昆为鉴，可以知兴替，以BTV为鉴，可以知三俗。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这些迭荡不平但又不是摧毁性的经历，对一个有天分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份珍贵的财富。当郭德纲真正过完他的一辈子，如果能写一则相声《我这一辈子》，也许才是他最好的作品。而一帮白发老头坐在德云社里面听，那场面应该相当和谐。
2010年9月
海子
一个春暖花开的神话
20年前的3月26日凌晨，一个瘦弱的青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那一天是他的25生日。20年后的今天，他的诗集悄悄地超过舒婷、顾城、汪国真、席慕容，在大小书店里长盛不衰；诗人们聚集在大学校园，对文学青年们讲着关于他的故事，讲他的爱情、西藏、气功；人们说他的死是一个诗歌时代的终结；他的家乡，据说有了海子故居。他本人，长眠在一个什么地方。
一个永远25岁的诗人，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神话，但对于“被神话”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人认同“伟大诗人说”，认同“诗歌时代终结”说，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些，认为任何的神话都是一种异化与歪曲，都会对海子诗歌造成遮蔽，都是对海子的亵渎。我对海子是否应该被神话兴趣不大，我感兴趣的是，海子是如何成为一个神话的？
自杀是诗人的勋章，海子非同寻常的死，最后陪伴着他的《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以及他那伤感的爱情，都是神化一个人的漂亮元素，但是，最核心的推动力，当然是他处的那个时代。
20年前的3月，你可以尽情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白衣飘飘，以笔为旗，以梦为马，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与思想狂欢，在那一年里达到沸点。然后一切安静了，九十年代开始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就像被谁按下了快门，匆匆闪到了一个世俗的、物欲的年代，中国开始了他远离乡土中国的进程，田园与村庄的衰败正在到来。
海子，这个上天赐给人们的符号，正站在两个世纪的交叉点上。一个神秘的巧合是，他的诗歌永远在歌唱故乡，田野、麦子、天空、村庄成了一个个音符，他诗歌里的神秘与忧伤，与农业社会的气质融为一体。这样一个诗人，在那样一个时代的节骨眼上抛弃生命，于是，他无可避免地成为80年代诗歌热潮与浪漫主义的标志。人们通过怀念海子，通过海子的诗，来表达对一个已逝年代的留恋，以及对一个正在衰亡的农业文明的凭吊。
古往今来的人物，有几人能有这样的机遇？清末的梁巨川、王国维，以死亡完成了对一个文明的送别，他们被写进了思想史。其实，海子和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历史的路口，亲手给自己埋下了墓碑，他们成了时代的路标。
如此看来，海子的被“过度阐释”，被成为神话，实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同样是死亡，紧随他遽然去世的骆一禾、在小岛上自我毁灭的顾城，都没得到这样的地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有些诗人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楼盘广告而愤怒，其实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象征，必然要被符号化，被世俗化，被庸俗化。当商人像小摊贩卖格瓦拉一样卖起了“面朝大海”，正意味着海子已正式进入了文化史。
在历史的长河里，又有多少人有机会留下一两个的符号，来供后人解读和解读之解读呢？
2009年3月
浩然
怀念文学史上的“坏作家”
陈冠希经过“艳照门”的疯狂洗礼终于公开道歉，香港“开心果”肥肥经过漫长的挣扎之后挥手告别，法国新小说运动的旗手罗伯—格里耶去世。还有，一个早被人们遗忘的作家悄悄地去了。
“艳照门”堪称娱乐界的奥运会，而肥肥已成为一部死亡真人秀。所以罗伯—格里耶死得有点不是时候，要不是艳照和开心果，这位墙里开花香到中国的法国作家，本可以成为中国文青的一个盛大节日。尽管如此，纪念的阵势依然不小，报纸纷纷辟出大幅版面，携先锋作家、文学壮年以及各路评论家，向这位谁也读不懂的小说家致敬。并津津乐道于他的晚年作品——一部描写变态性爱的小说，还大胆推理出罗伯—格里耶的性缺陷。但是，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呢？
没读过书没关系，死亡是一场秀，无论你死得牛逼还是庸俗，只要你足够有名，足够有戏，你的死亡都会被塑造成一场狂欢节。
但浩然的死显然没有，他被淡忘了。也有媒体报道，但大多有点漫不经心，只提他写了两部高大全的小说，他曾跟着江青走等等，一副正统当代文学史的调子。谁让他是被批倒的一个人呢。文革结束了吗？所有当年文革的受益者，事后都同样遭受了文革式的待遇。在一些人眼里，浩然这个名字，在现代文学史上已被定了性，是个“坏人”。
我对浩然的去世有些难过，小时候看过他的小说《金光大道》，在大人的旧书堆里翻出来，没觉出好来，可能小孩子理解不了。但我确实吃过浩然的“文学乳汁”，五六年级或者初中时，我们当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还算红火，还没开始播性病广告，都是“剪裁绣花哪里去，三路到管城”的致富信息。我喜欢听广播剧，完整地听完了一部《田家庄的变迁》（也许不是这个名字，记忆不准了），由浩然的小说《苍生》改编。说的是我熟悉的农村，里面的田保根、田留根很像我的邻居。里面没有政治，有的是一家农村人的个人史，那是我听《白眉大侠》之前最好的收听享受。上世界80年代以后，浩然住在河北三河，办了一本《苍生文学》杂志，开始为业余文学爱好者做义工。帮作者改稿子推荐发表，为71岁的农民出版长篇小说，用十年时间出版《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患了半身不遂之后还帮农民作者改稿。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但这些事情让我很感动。还是我家乡那个人民广播电台，我上初中时，电台还有一个文学节目，主持人是位残疾人，普通话很乡土，每次节目都朗读很多农村文学作者的来稿。他总是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节目里，主持人和那些的农村文学青年总是互相感谢，互相鼓舞，很有理想，也很励志，给我留下了磨不灭的记忆。我对文学还有一些兴趣，应该跟他们的启蒙有关。浩然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他和那位常把自己读哭的主持人，曾给过追逐文学梦的青年农民多少鼓舞，点滴改变过多少苦恼人的人生观甚至人生，我一点也不敢低估。
受过谁的恩，就念谁的好，管他是文学史上的好人还是坏人。我怀念这位被遗弃的作家，而不是罗伯—格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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