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清政府失去了最宝贵的自我变革机会。戊戌变法失败的危害更大。如果说此时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革命正在进行龟兔赛跑，那么政府就是那只三心二意的兔子，革命党人就是那只先天不足却奋勇不懈的乌龟。“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谭嗣同的这句话，宣告了朝野同盟的破产。1905年9月24日，年轻的复兴会成员吴樾登上了宪政考察大臣们乘坐的火车。炸弹提前爆炸，吴樾当场被炸身亡，五位大臣中镇国公载泽与商部左丞绍英受了伤。暴力革命的幽灵到处游荡，并且开始了和宪政改革的赛跑。革命党在悄悄地做准备，除了自信和焦灼交织的复杂情感，没有多少人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
历史证明，朝野失去信任，缺乏坦诚的对话机制，缺乏民权的救济机制，在情绪化的民主浪潮中，政治改革方案设计的种种小心翼翼，很有可能反过来为革命推波助澜。谭嗣同的心理情感，历史学家张灏先生称之为“烈士精神”，并认为这是革命主义思维的心理机制。在后来的革命党人那里，如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种思维蔚然成风。一旦烈士精神成为民权运动的主导心理，所谓“以威权促自由，以自由促民主”的和平转型愿望就很容易破产。
20世纪著名法政学者哈耶克写下了《自由秩序原理》一书，提出了著名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指出英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在自生自发秩序中成长的。从《自由大宪章》开始，国王不能随意侵犯臣民权利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发展为国家政治制度。不过，清朝末年的1899年哈耶克才出生，清朝灭亡的1912年哈耶克还没成人。洛克、柏克、托克维尔这些宪政主义大师还没被中国的政治家们认识。“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的普通法制度、罗马法机制和教会法原理都未来得及被认识，中国就这样被世界大势生拉硬拽到了政治改革浪潮中去了。
列强还未大规模军事入侵的时候，清朝就已经腐败得一塌糊涂。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银币五千两），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大清帝国，在马戛尔尼看来，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当时的文学作品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国门，开放了工商业的发展，民营经济开始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契约越来越代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民众的发财欲望和民主意识日益增长，专制和腐败的政府却依然存在。此时，唯有以司法独立为先导，建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民权救济机制，让公民的愤怒在个案时期就有效化解，社会的稳定性力量就有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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