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主任还给小王编辑作了交代：“小王，明天把它放在副刊头条发表，再加个编者按：让大家都来关心广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我们首先关心的是由此而启动的张得标和小湘的情感生活。 ·
张得标与小湘相对而立，相视而笑。
小湘：“张得标，真想不到你诗写得这样好。”
张得标：“真有那么好吗？”
小湘：“你以后还写诗吗？”
张得标：“不写了，我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我一辈子也就写这一首诗。”
棚户区发生的邻里纠纷，往往是因为公共厕所的坑位有限。一早起床，挡在公厕外的大伯大妈脾气再好，内急久了也会发牢骚。
别墅区发生的邻里纷争，则每每是因为公共绿地的面积较大。紧挨绿地的人家难免有“蚕食”的念想，远离绿地的业主常会有“维权”的主张。
棚户区里的纠纷，吵完就完，更不记仇；别墅区里的纷争则往往旷日持久，甚至要走法律程序。
但也有一场别墅区的绿地风波是奇迹般地戛然而止的。
一个高档小区的一幢别墅式住宅前，几位业主围着一位穿着讲究的中年女子争辩着。众邻居反对别墅女主人张女士擅自侵占一块公共绿地，并在上面私建花房。在激烈的争吵中，一位面容娇好的年轻姑娘朝张女士喊了一声：“你对土地如此贪婪，活像个女地主！”张女士听到这声叫骂，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脸色发白，便不依不饶地与这位姑娘纠缠起来：
“什么？！你竞说我是女地主！你可以骂我是暴发户、守财奴，这些我都能忍了，即便你说我是贪污犯，我也不计较，但你千不该万不该说我是女地主，因为你这样严重歪曲了我的阶级出身，侮辱了我的阶级感情。骂一个贫农出身的女人是女地主，是可忍孰不可忍！姑娘，你听着！我祖上三代贫农，那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我曾祖父给地主打长工，我祖父是土改积极分子，‘文革’那阵子，我父亲当过县贫下中农协会主席，陈永贵大叔当年与我父亲握过手……”
张女士在“痛说家史”的过程中，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最后，有点体力透支的她喃喃地说：“我说这些干什么呢？你们不就是要我把绿地腾出来吗？我明天叫工人来把花房拆了就是了，为什么要骂我是女地主呢？”
这一幕也把围着张女士讨说法的业主们惊呆了，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纷纷走开了。最后离去的，是那位用言语刺激了张女士的姑娘，她甚至想去对张女士说几句宽慰的话，但也找不到恰当的话语，只好作罢。
晚上，张女士把白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给了丈夫听。丈夫默不作声。
“你怎么不吱声？”妻子问。
“你是急性子，答应明天就拆，现在后悔了吧？”丈夫终于开了口。这回轮到妻子沉默了。
“也只能这样了……”沉默了足足三分钟后，张女士这样说。
在潘家园古玩市场买到一个旧时的漆盒，盒盖上刻着“海日生残夜”五个字。唐代诗人王湾的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状写新春如期而至，旧年却不忍离去的景象。
与此意境相近的，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色将尽，夏景已到，树上的鸟已发新声，水边的草却还是“春草”。
两位诗人的可爱，是他们不机械地“弃旧图新”，而是优雅地“喜新念旧”，在喜迎新天地的同时，对行将消逝的时空，也存有些许眷恋，这是能触动古往今来的人心的最柔软处的。难怪宋人吴可要发出“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的赞叹。
俄国作家契诃夫写有名剧《樱桃园》（1904），契诃夫夫人在这个戏里演女主角，一连演了四十年。有人问《樱桃园》的主题是什么，满头白发的女演员说：“是人们不想与过去完全告别。”
我见过不少可爱的念旧的人，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的。念旧的人容易体悟“池塘生春草”的诗意。
三个从某省城重点中学毕业的校友，十年后在北京一家茶座相聚。他们中的一个是文学系出身，一个专修哲学，还有一个是学医的。刚一坐定，他们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当然，也聊到了永恒的话题——爱情，而且还从关于爱情的种种定义说起。’
要概括定义，哲学系毕业的自然说得最严谨：“爱情乃是男女在价值观相近基础上的灵与肉的相互吸引。”听到两位老同学的赞许，哲学家苦笑道，这个定义是他从一本教科书上读来的，他也按照这个“定义”恋爱、结婚、生子，结果却并不完满。
文学家听出了哲学家话中的玄机，便用“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长青之树”这句名言来转弯子，转到了三人竞讲人世间的爱情故事上。而故事讲得最动人的却是那位医学院的毕业生。其实，他说的是自己行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病例。
有一天，他到一个老年性痴呆病人家去作随访。他问老太太：“老太太，您老伴得病之前有什么征兆？”
“就是记性不好，健忘。”
“您能举个例子吗？”
“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
“那就举个最让您啼笑皆非的好了。”
“我说出来，您不要见笑。”
“不会的”。
老太太便这样讲了起来：
是这样的，约莫是两年前吧，老头儿突然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姑娘，她是苏州人，皮肤白极了，眼睛大极了，辫子长极了，身材好极了，名字也好听——叫贝望月。不知道后来她嫁给了什么人了，不知她后来去了什么地方，不知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听了哭笑不得，大声对他说：“老头儿，你怎么忘了，我就叫贝望月，我就是你喜欢的那个苏州姑娘，就是我嫁给了你！”
这个故事先是引出了三个朋友的笑声，但很快他们就沉默了。他们向服务员要了一瓶红酒。三人一边品尝这瓶红酒，一边玩味这个故事。说得最痛快淋漓的是那位文学家：
“不是有恨之人骨一说吗？但也有爱之入骨的呀！”
我有一篇记叙去常熟给母亲扫墓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车窗右前方出现一抹青山，便知道我们的汽车快要开进‘十里青山半人城’的常熟。”
“十里青山半人城”，是常熟一个清代名气不大的诗人的诗句，经过同乡名人镝谦益的推介，便成了形容常熟形胜的名句。
我母亲家祖籍在常熟，后来移居到我的故乡杨舍（今张家港市）。我童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对于母亲的记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一次半夜醒来，发现妈妈在伏案写字，后来知道她是在写诗，这在我一张白纸似的灵府，刻下了母亲的永恒启示。
母亲常写诗的时候，我还看不懂诗，当我看得懂诗的时候，母亲却不常写诗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个中秋节前夕，她倒写了首诗从北京寄给在安徽工作的哥哥和在莫斯科求学的我，其中“一家分三处，两地都思娘”两句，让我感动与感伤了好一阵。
一双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牵手而行，沐浴在五月的阳光里。今天是姑娘的生日。小伙子给姑娘送了一个白玉坠，说：“我要让你今天过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日。” 他们决定去听音乐会。他们幻想着，坐在音乐厅里，一定是妙音贯耳，春风荡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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