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胜篇
九龙壁
九龙壁在北京有两处，一在北海公园五龙亭以北，一在故宫皇极门前，若就造作精工而论，则推北海公园之壁为最。
北海的九龙壁，高一丈五尺，厚三尺六寸，长八丈一尺有余，金碧辉煌，建造极为壮观。壁上九龙，辗转腾挪，各尽其妙。据记载，此壁始建于辽，清乾隆二十一年重建。重建后的九龙壁，较前壁更加雄浑壮观，虽历二百年风雨剥蚀，颜色不变，诚为最有价值的古文物之一。
九龙壁用色分黄、紫、白、蓝、红、绿、青。南北两壁，每壁用长方琉璃砖二百块拼组而成，二层四十块，计五层。若就龙的姿态而书，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跃身上腾者为升龙，俯身探海者为降龙。朝南向阳的一壁，绿海晴空，波涌浪卷。中央一条升龙，昂首冲霄，势崩雷电。此龙两侧，各有降龙一条，色蓝，屈身蜿蜒，鳞光耀日。降龙之外复有升龙，色紫，最外面为两条升龙，色黄。天海之间，悬有巨珠六枚，光芒四射，羣龙戏珠，摇首摆尾，活灵活现。
北壁略相彷彿，但背景不同，下有惊涛澎湃，上呈祥云漫卷。龙身颜色，除居中一条升龙仍为黄色外，两侧之龙，背依蓝、白、紫、黄排列。绝妙的是，此壁之龙竟与南壁无一雷同者。
九龙壁下有座，上有檐，皆系琉璃制成。檐顶兽头亦为九龙，盘龙一条居中，冲鬣怒睛。每侧四龙，
皆依次曲伏成朝拱之状，映日生辉，灿然夺目。檐下托以琉璃平拱四十只，庄重、厚朴、大力，充分显示出中国古建筑的传统特色。
九龙壁是清弘历时著名工匠“样子雷”构思设计的。据说，当雷氏把烫样呈给乾隆审阅时，这位老师傅会巧妙地解释九龙壁的意义道：“数至明九，壁长为暗九，乃应中华国祚万年。”乾隆大喜，厚赏“样子雷”，即降旨命工部依样建造。
故宫的九龙壁全长十丈五尺，图式与在北海有略同，独缺红、紫二色。
西人笔下的圆明园
李翰祥导演的煌煌巨著《火烧圆明园》， 《垂帘听政》两部影片，是名闻海内外了。观众特别以在影片中能重睹“圆明”景色而赞叹不已。
关于此园之描违国内甚多，而一些西人笔下，亦咸认为是肚界园林之奇观，可见该园确美。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中国觐见乾隆帚，参观圆明园后说：“只有理想中的仙境可以比拟圆明园的幽美！”
以后，圆明园通过法、意等国传教士王致诚、鄙世宁、蒋友仁等人的信函往来被介绍到欧洲而蜚声世界，被誉为“万园之园”、 “东方的凡尔赛宫”。 王
致诚赞誉为“人间天堂”、 “造园艺术的模范”。他在信中说：“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浑伟和真正美丽。因为我的眼睛从来不会看到过任何与它相类的东西。……我们和他们比较起来，我们是又贫乏，又缺乏生气。”
一个参加劫掠圆明园的法国人夏尔？德米特勒西，在其《中国战役日志》中写道：“圆明园是一座美妙的宫殿，员正的一千零一夜神话中的宫殿。当我们走进这座宫殿、宝塔、湖泊比比皆是的大花园时，我们都惊呆了，员不知把两只眼睛往哪里看才好。”另一个英国随军牧师在一书中写道：“假如你能幻想，神仙和常人一般大小，此处就可算做仙宫乐园了。……你必须想象一所广大的迷宫，充满着峥嵘参差的山石，景色可以入画，房子俱用上等香楠制成。……”
他不无感叹又说：“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品鉴定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天才的人物，才能描绘图景，形容尽致，给你些微的概念，所恨这种才具我却一点也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对圆明园所作的热情歌颂；他在《致巴特力尔上尉》的信中说：“在人类艺术发展里有两个典型：一是产生欧洲艺术的思想，一是产生东方艺术的幻想。夏宫（圆明园）是基于幻想基础上的艺术，雅典女神庙是基于思想基础上的艺术，均有异曲同工之巧。”
侧闻中共当局会有百名学者文人签名建议重修圆明园，近年且有筹划之擧，能否实现，这当然是中外人们所关心瞩目的事情了。
八庙之一——柏林寺
旧时北京人爱逛八庙，柏林寺甘l其中之一。
柏林寺位于安定门内，西面临近雍和宫，建于元代至元七年，明清两朝会先后三次重修，其中尤以康熙五十一年修建规模最大，因此寺位于雍正帝潜邸（雍和宫）之旁，雍正为祝其父玄烽六十寿辰，特修此嘲为父祝寿。
柏林寺的建筑共有五进：山门、天王殿、圆俱行觉殿、大雄宝殿、及维摩殿。游此寺者皆有一种感觉：即御笔题字特多，几使人目不暇给。如大雄宝殿横匾“万古柏林”，即康熙御笔。中院立有两块满、汉文的石碑，则为乾隆十三年重修柏林寺时，乾隆亲书柏林寺历史沿革，至于禅堂，藏经闳之匾额，对联，亦多为雍正，乾隆亲题，大雄宝殿内有明代塑造的三比L 佛，维摩阁上亦有七尊木制漆金佛像，虽是稀吐珍品，然观其仪态丰满，法仪庄严，仍不失一代杰作。东配殿南有康熙四十六年所铸交龙绝大铜钟一座，高近三米，铜锺周身刻有“往生净土神咒”铸工细致。
寺内最名贵之文物，为十八世纪初叶所刻的全部龙藏经版。 《龙藏》即清代朝廷所刻《大藏》（ “大藏”即佛学大丛书之意）。 《龙藏》亦称《清藏》，以别于北宋所刻造之开城藏、南宋迹砂藏、辽代契丹藏、金代赵城藏及元代南藏、北藏。 “龙藏”自宋以下元、明、清三朝高侩大师及对佛学有研究之士的重要著作尽在其中。不少史书所不载之史料，从此亦可探源溯流。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圆照《游方记抄》及禅宗各家语录，皆为研究印度与中亚各国古代历史遁要史料，亦是研究宋、元以来与日本文化交流史之参考资料。这部大藏，不仅是研究佛学宝藏，亦是研究文、史、哲、艺、译等重要资料。而且大藏的雕版本身也有极高艺术价值，不仅字体工整秀劲，而且龙碑、佛像、韦驮等亦雕刻得极为生动美观，全部经版皆选用上好梨木雕造，三百年来竟无裂纹。 《龙藏》版刻成后，印数极少，三百年来流行印本不过二百郡，因此经版字口锋稜犹在，完整如新。版原存故宫武英殿，乾隆年间因印刷不便，故而移到柏林寺设长库保藏。
居庸关抒情
生平数登长城。四十年代之末，古都春晓，笔者与三五友好，兴致勃勃地僱了老乡的毛驴，登上八达岭，眺望长城内外。只见居庸叠翠，驼铃清脆，万里长城如天外游龙，翻山越岭蜿蜒而来，我是心随景动，分外精神。江山如此多娇，印象历久而弥新。毛驴不儍，会识得路，人刚下鞍，牠引颈长呜一阵， 自己急急忙忙跑回家去了。
五十年代之末，我在南口居住两月，访詹天佑铜像，登桂英点将台，捞涧中银鱼，望关上明月，乐也融融；同时还饱餐了长在河边的“西洋棻”，据说是当年詹天佑筑南口铁路时从广东移植的（无考）。我们在这山沟种树建房、养猪、放鸭，很快使荒关变了样。生活富于战斗气息，人也豪情满怀，别前，我有“十六字命”曰：“干，万马战犹酣。铁居庸，轮与英雄汉！”
一晃过了二十载光阴，七十年代之末，我偕小孩子策杖三游长城。当年工舍仍存，种的树木都成林了，“十年树木”，感到高兴。途以董稚好奇之心，在古烽火台上拍了一张“战袍骑马，收费五元”的即景照片。看哪，战袍耀日，白马嘶风，虽然年过花甲，如苏东坡所谓“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了，但满有神气，还像个“将军”……在这个能容“五马并驰”的长城上，我真要放开胸怀，好好的再看周围几眼。“何日君再来”？年老性懒，很难说定。我非常、非常之想念印上我的壮年足迹的长城的每寸土地。居庸关的雄壮，古老和美丽，重温在我的心头。说他雄壮，正是“悬崖夹峙，一涧中流，奇险天开，古称要隘”，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一身系燕京的安危，所以又称为“北斗锁钥”。这里是古战场、五邱像、六郎像、点将台，都点缀着歌颂民族英雄“杨家将”， “穆桂英挂帅”的民间传说，鼓舞后人。说他古老，居庸关门券周围的浮雕图文，如四大天王、大小佛像、梵、藏、西夏、蒙、汉文字的陀罗尼经咒颂文，在国内已罕见，对佛典和古代文字的研究，很有价值。说他美丽，“居庸叠翠”乃燕京八景之一，山花烂漫，山峯如碧涛翠浪，泛天卷地而来， 目不暇给。笔力是笨拙的，只有一游其地，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奇趣。古来诗人吟咏居庸之诗极多，今录半首作结：“……山盘盘，石圉圉。山如龙，石如虎。尤怒欲腾虎欲舞。太行剑势犹如许。昔不容单车，今马列十五。贤人有道关门开，关门开，千万古。”
人情篇
白石老人衰年变法
报载，北京为纪念白石老人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于一九八四年初擧办了白石老人藏画展览。孔圣云：“三十而立”，白石老人却从二十八岁起开始学画。孔圣又云： “五十而知天命”，而白石老人却是衰年变法，五十八岁后方称誉画坛。
白石老人是一九一七年五十五岁时到北京的。初在琉璃厂南纸铺挂卖画刻印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两元银币，比一般画家价码便宜。大概是白石老人所学八大山人冶逸风格，不为时人所贵，因而问津者稀，生活也很落寞。后来大画师陈师会看他的画，特意到他住地法源寺访晤，劝他自出新意，变通技法，还题了一首勉励诗：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昼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君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蓐？
笔者后来从《槐堂诗钞》里读过此诗。白石老人画梅原是取法宋人杨补之工笔技法，听陈师会劝告后，才用写意笔法。待有长进，陈师会又携带白石老人的画到日本擧办二人合展，始而一擧轰动中外，两人展品一销而空。法国也选了两人作品，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记得当时北京报纸披载，说日本人想拍摄两人作品及生活状况电影云云。
从此，白石老人享誉京华，外国人到北京指名买画，北京人也纷纷购买，卖画生涯日盆兴盛。白石老人因诗感歌：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外都知老画家。
二人途成莫逆之交。陈师曾对白石老人的画多有指正；白石老人亦无不接受，且常到陈师会的书斋“槐堂”去谈论诗画，以至白石老人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句。
一九二三年夏，陈师会以四十八岁之壮年病逝于北京，中外成为震悼。梁启超会云： “师会之死系中国文化界之大地震。”可谓入木之语。当时北京文艺界特在江西会馆擧行追悼会，并展览遗作。会场上还悬挂着数百件挽诗挽联，笔者至今对白石老人的挽诗记忆颇深，如“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此后苦心谁识得，黄泥岭上数株松”，大有再无知己之叹。及至后来读过《白石老人自传》，才知他对于陈师会之死确是莫可名状， “异常空虚”的。鲁迅编《北平笺谱》收师会作品颇多，在序言中亦力加推崇。足见大画师当年的地位和影响。
章回小说家张恨水
中国小说源远流长，于新文学勃起之前，盛行于市民阶层中者，主要为章回小说。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左右，顿负盛名之晕回小说家，则为作家张恨水。张氏会长期居留北京，主办美术学校。他著作极丰，
以《啼笑因缘》一书著名， 自后，《金粉世家》， 《满江红》，《五子登科》诸作，陆续间世，连载报端者，达数十万书，其在市民及小知识分子中影响之大，实不亚于巴金在青年学生中之影响。
当年恨水先生写小说与一般小说家不同，别人是写完一本戍一个较长的章节才发表，而张先生则是每天随写随发表，这是当年北京新闻记者的高明本领。小说内容，也快而及时，好像新闻一样，下午社会上发生的事，晚上就可写入小说中，明天一早读者就可在报上看到了。先生第一部作品《春明外史》，就是用这种办法写的，什么当时陈大悲演新戏，易哭庵捧“鲜灵芝”等等，都及时写在故事中，虽说是小说，几乎可以当作那时北京的“社会史”去读。
张恨水之小说，兼有爱国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及侠义，爱情故事之长，不料盛名之下，贸利之徒，无聊文痞，往往盗用其名氏，造作俗恶之言情小说，刊诸各地小报，一时“恨水”之名，泛滥成灾。于是，社会一般人土，以耳闻代目睹，往往视之为鸳鸯蝴蝶派或黄色小说家，实则目张氏为中国之巴尔札克，狄更斯亦不为过也。
中国新文学开山者，文豪鲁迅先生之母，颇嗜读张氏小说，鲁迅并不以为忤。三十年代，鲁迅旅寓沪上，会数次托友人代购《金粉世家》诸书，函寄北京太夫人处，见于鲁迅书札，确有其事。
张氏成名后，为《新民报》主持人邓季惺、陈铭德所罗致，与老报人张慧剑诸氏俱为《新民报》台柱。四十年代，某公于《新民报》社会晤张氏，识剂之后，颇为惊诧，初意张氏为小说名家，又善于言情，必属多愁善感，楚楚文土，不料体态竟团团若富翁，为之忍俊不置，因笑问： “先生以说部名扬全国，诚抒，隋能手，大名：恨水，奇甚，是否亦有伤心事耶？”张氏闻之大笑，告曰： “吾名取自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之词，李后主佳句：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吾名恨水，乃自勉之意，不过是爱惜光阴而已。”
马叔伦巧劝晕太炎
章太炎先生第三次绝食，是在钱粮胡同寓所中，这次绝食，只饮茶，不吃饭。先生在京的门人钱玄同、朱迪先等听到消息，便想法营救，先联名上书给平政院申诉，又去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力争解除不能见客的密令；一面劝章进食。但太炎先生态度极为坚决。门人、朋友虽已能前来采望，而先生仍坚持绝食。门人们商量，把藕粉等加入茶中，仍然不行，被太炎先生发现，说茶不干净，不能饮用，要重新再泡新茶。这样钱玄同等毫无办法，拖延十余日，先生垂危了。
在这关键时刻，有一天下午，马叙伦前去探望，见先生蜷息在床上。高大的正房中，空荡荡的，先生嫉恶北方的煤炉，不许生火，这时正值严冬，所以更加寒冷、凄凉。马叔伦见此情况，十分难过，便想如何来说服先生不再绝食。他略事寒喧，慰问几句之后，即起立告辞，先生凄惨地挽留说：“我已是垂死的人了，此后恐怕不能再见，请你再坐一会，再说一会话吧。”马氏回答说：“我从中午到现在还没有吃饭，饿得厉害，要急于回家吃饭。”太炎先生说：“这有什么关系，这里也有厨房，可以叫他们给你准备饭，就在这里吃好了。”马氏接着回答说：“我怎么忍心当着绝食的人吃饭呢？如果你也多少吃一点东西，我便在你这里吃饭。”太炎先生听了，呻吟犹豫，似乎同意。马氏见此情形，十分欣喜，便说道：“你能多少吃一些，好极了。但是绝食已久，不能骤然吃饭，只能先稍稍喝一点米汤。
这样，马叔伦便让仆人准备晚饭，陪着太炎先生吃，先生果然喝了一点米汤，这样第三次绝食便告结束，先生的生命得以转危为安了。
马氏当时离开章寓后，即将先生喝米汤，中止绝食的消息通告先生在京门人钱玄同等，大家听了，十分欣慰。感到别人都劝说不过来，而马叔伦一去就解决问题，又非常佩服他。认为太炎先生得以不死，：都是马氏的功劳。后来，钱玄同前去看望，才知太炎先生第三爱女不久要来了。太炎先生的长女，次女由先生长兄章椿柏氏抚养。三女这时才十余岁，北来省父。先生思念爱女，舐犊情深，急于见面，因而绝食的意念动摇了，马氏适逢其会，救了先生一命。
郑天挺巧解束陵谜
郑天挺是知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执教六十年，其间还担任过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但他从未离开过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
郑先生治学谨严，对己学而不厌，对人则诲人不倦。他的学生遍全国，在国外扬名的也不少，员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课余家居，对来访的朋友或求教的学生，总是热诚接待，有问必答。
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个学清史的同学为撰写清东陵的论文，会到郑天挺家中郑重请教。他问： “清顺治皇帝的生母吉特皇太后的昭西陵，为什么建在清东陵的风水墙之外？吉特皇太后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在东陵所葬的帚后中，她辈份最高，莫非她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不光彩，因而不许葬在陵园之内？”
郑先生回答说： “恐怕你没读过我写的《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那篇文章。多尔衮称为‘皇父摄政王’，是出于诸臣阿谀，而作为最高爵秩的尊称，也源于满州旧俗，并无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我已据史实批驳了吉特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至于昭西陵的位置是因为吉特皇太后寿命长，她看着儿子顺治死了又看到孙子康熙登基以后才死去。她留有遗嘱，为避免破土破坏风水而不利子孙，死后不移灵沈阳北陵同丈夫合葬，就埋在儿子身边好了。康熙依嘱办事，就在陵园之外原为停灵的地方，建了一座昭西陵安葬吉特皇太后。昭西陵不在陵园之内，原因在此。”
那同学犹有未足，又提个问题： “清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定东陵是慈安和慈稽的陵墓，两陵并列，慈稽在左，慈安在右，而慈安是东宫应占上方，慈稽是西宫应在下方，一般说左上右下，是否慈稽恃权强占了上位？”郑先生笑着回答： “慈稽和慈安的陵墓同时修建，规模本来相同，但慈稽为表现自己高贵，又重行修建，金碧辉煌超过了慈安陵，这才是她恃权专横的表现。但是慈安陵紧靠丈夫咸丰陵，同是这一个丈夫的陵，慈禧陵却被慈安陵夹在中间而分隔开，她的嫉妬将万世难消了。可见在位置上她并未占上风。”郑天挺风趣的解答，既解决了同学的疑问，也是对历史上弄权人物的嘲讽。
郑天挺精研史学，博古通令。孜孜治学而虚怀若谷。他平生著作，只有《清史探微》， 《探微集》和《清史简违》三书行世。书名而用“采微”，既显示他治学的精细，又是高度谦虚的表现。
郭麟阁翻译《红楼梦》
一位青年由北方来港，道及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郭麟阁教授。我说，郭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不见了。
郭麟阁今天堪称海内法国语文的权威，他二十年代攻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孜孜不倦，毕业考试名列前茅，由学校出资迭去法国里昂留学，继续深造，读了七、八年，获得文学博土学位。
三十年代，郭鳞阁在法国用法语翻译了《红楼梦》前五十回，这是《红楼梦》第一次传到欧洲，也是中国人用外语翻译《红楼梦》的第一人。 《红楼梦》传到欧洲，当即轰动西欧，引起了“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和极大注意。
大约在芦沟桥事变前一两年，郭麟阁回到祖国，在他的母校中法大学任教，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并编写了《大学法语读本》下上两册。
他为人老诚，学问扎实，见解分明，从我们的交谈中，得知他在法国除了在里昂读书外，后来还会到巴黎大学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家赛綑博斯教授学习希腊文化史。芦沟桥事变后，中法大学被迫停办，他到辅仁大学英语系教法语。这段时间里，他会在汉学研究所主办的《法语研究》杂志上经常介绍法兰西文学。此后，他又开始研究中国文学，会写了一部《魏晋风
流及其文潮》，受到当时文坛的重视。抗战胜利后，成立了北平临时大学，郭麟阁被聘为法语组副教授，主要教法国文学、法语作文和法语历史语法三门课程。同时，仍然在辅仁大学兼任课程。其后，师范大学从兰州迁回北京，成立了北平师范学院，也就是北平师范大学，他被聘为英语系和中文系教授。不久，中法大学复校，他又在中法大学兼任法国语文系教授。由于身兼数职，那时他的工作确实非常忙，但他仍然写出《法国文学论集》，介绍法国作家文学流派。在我离开北京时，他在中法大学专任教授兼法国语文系主任、文史系主任，同时兼任文学院院长。
他是河南人，秉性敦厚，交友诚恳，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钦佩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好学不倦的可贵精神，法国语文是他的杀手锏，今天可说独步国内，殆少出其右者。屈指算来，郭麟阁先生恐已八旬左右了，但听说郭老身体还非常健壮，近几年又写出了好几部著作，我心里暗暗地又是高兴又是钦佩，郭老教学将近五十年了，从法语说，是权威，是前辈，他的门墙桃李遍及海内外，我遥祝他身心两健，造福神州，成为教坛一代完人。
清华园名师漫忆
“清华”七十周年校庆日早已过去了，世界上不知有多少“清华”的校友，在不同的地方度过他们母校的生日，可能会有不少人想到他们旧时的某些师长哩！
清华自开办以来，不知进出过多少位名教授了；而且不乏世界上闻名的学者，但是名气虽大，学问虽高，派头，架子却丝毫也没有。过去有人说过：在北京公共场所偶然遇到一位戴金丝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千层底鞋的先生，间一声： “请问你在什么地方恭喜？”对方便很随便地答道： “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情况如果在上海，那对方一定是一位穿着笔挺洋装，夹着大皮包，口含雪茄的绅土。问过之后，对方马上会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会在口头上报给你听：“康诺尔大学工程博土，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这就是“海派”和“京朝派”的差别，清华的先生是属于京朝派的，永远是那么谦虚，潇洒，有涵养。
清华有几位先生与清华的关系极深，在清华呆的时间长，甚至是从清华毕业，去留学，外洋回来再到清华园作先生，而且除去作教授之外，还作校务性的工作，这样就使更多的学生熟悉了，比如海内外知名的潘光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在美国留学时，因踢足球受伤失去了一条腿的教授，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校友们对他记忆最深。
潘先生不只是擧世知名的社会学家，他培育后进的热情也被人传为美谈。费孝通先生原是他的学生，是他介绍给世界学者的，后来在费先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之后，潘先生反过来要在费先生前称“门生”，虽然是说笑话，但也传作学术界的美谈了。潘先生讲种族学，遗传学，讲课时妙语泉涌，那笑话是说不完的，潘先生身体虽然伤残了，但体质很好，十分健壮，平时架拐走路，走得飞快。有一年暑期，清华，南开、北大三校联合招生，招生委员会临时办公处在沙滩嵩祝寺夹道北大灰楼，潘先生坐在轮椅上，进出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处理工作。他双手推动轮椅轮圈，可进可退，转弯迅速，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似乎比好人还矫健，历历如在目前，可是今日已是古人了。
马约翰先生，也是清华中一位知名人物，校友中大概没有一个不记得这位老先生吧，一辈子好像没有换过第二种服装：一年四季都是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装裤，北京俗话叫“灯笼裤”，因为它在腿肚子上束起来，像北京旧时的小纱灯一样，裤下是羊毛长统袜子。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年到头吃饭要按照营养学的规定去吃，青菜、萝卜、豆腐、肉、鷄蛋等，都有严格的数量，算好热量的大卡数字再下锅，不过马老先生却是一位热情的忠厚长者。
清华的体育分数是很重要的，别的课程都通过了，体育没有通过，也要影响到升级，毕业，留学等等。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马约翰教授，是十分尊重的，“七？七”事变前，在清华园上马先生的课，不但体育要过得去，而且英语要好，不但口令用英语喊，球场裁判用英语叫，而且学生同他说话也要说英语，等到抗战胜利，由昆明复员回到清华园之后，他老先生的办法也改变了，不再坚持要求学生用英文同他说话了。由于他养生有道，享龄八十六岁才去世。
抗战胜利，清华复员，也有旧时在清华名重一时的先生，后来却没有再回到清华园，吴宓（号两侩）先生便是一位，这位留学法兰西的陕西人，是诗人，是哲学家，又是爱谈“红楼”的红学家，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负责人，他主持清华研究院，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诸位先生在那里讲学，培育出不少知名的学者，其功绩在清华校史上是很值得大书一笔。
清华也有父子两代的教授，最著名的便是梁任公，梁思成二位先生，可惜思成先生身体不好，没有活到八十多岁，不然，今天应是仍在人间。
另一位早年毕业于清华的陈岱孙先生，是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回国到清华、北大作经济系主任，当时还没有结婚，有部美国友人送他的黑色雪佛兰小车，很引人注视，现在也是八十左右的老者了，寄以遥远的问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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