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诗仙，李白解脱苦闷、排遣压抑，宣泄情感、释放潜能，表现欲求、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还是吟诗。正如清初文人金圣叹说的：“诗者，诗人心中之轰然一声雷也。”诗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李白的诗歌往往是主观情思支配客观景物，一切都围绕着“我”的情感转。“当其得意，斗酒百篇”，“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有人统计，在他的千余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样的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诗、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
但是，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却又是最终成就伟大诗人的必要条件。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
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寤寐思服，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白一生中最高的官职是翰林待诏，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他的好友魏万在为他编辑诗文时还要标上《李翰林集》。好在墓碑上没有挂上这个官衔，而是直书“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据说出自诗圣杜甫之手，毕竟不愧是他的知音。
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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