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和文化的个性,以及与这些个性密切关联的文学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气质与格调,是从类型化里区别出来的标识与优势,失去了这种与本土地域文化互为表里的殊异性,事实上写作也很难真正地还原和再现此在的生存真相和人性本质。
从个人创作的整体性来说,无论是追求自身的提高,还是为了摆脱一时的困惑,都不能忽略自身生存的文化底蕴。从经验出发去洞察时势的意志,去勘破生存的谜底,并据此去体恤人的真实处境,这才是写作的根本。社会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的生存经验的紧密融合,才能显示出文学“真正美的东西”,真正有内涵的东西。
所以,我在小说创作中对广州文化的书写和守望,不仅仅是对这个地方的忠诚,而且更是对自身经验和记忆的忠诚。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广州的历史,但我愿意进行深入的思考。也许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可能便是记忆的拓片衍传下来的某些场面、人生的一段过往、对话和情景,对我而言这些足以构成小说中特殊的叙事话语。只有深入思考,我才能拥有不一样的眼光,收获独特的经验,这样就可以避免从众随俗,而形成自己的叙事,而找到自己的发现,从而启动了我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一个人这一生的许多命运写照和决意奔赴的方向,有天生气质决定的原因,也总与他所遇到的人和事相关。”这便是我所侍奉的创作追求与《西关小姐》完成的最好注释,所以,我在小说里强调情感、强调命运、强调时世变迁的作用力,这是小说最真诚的也是最宝贵的元素,在阅读中藉此可以去体验生存的意义、体验爱、体验命运的浮沉,从而领悟如何面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如何保持做人的优雅与从容,保护内心诚信的定力和尊严,比起活着本身,这就是生存的价值所在,也正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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