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很仓促地在几个月之间盖了一个新校舍。每一个宿舍是一个长形的建筑，房顶是茅草的，每一个宿舍里头有20张双人床，所以有40个同学。你走进去是一个长的过道，两边各有10张双人床，每两张双人床之间只有够放一个长桌子的空间，所以我们做功课就在那个长桌子上，所有的衣服什么的都放在木盒子里头，存在双人床底下。虽然在这样困苦的状态下读书，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当时还能够念书，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所以大家都非常地努力。当时学校的老师、行政人员和同学，对于念书这件事情，都是看得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之所以西南联大在七八年之间造就了那么多人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br> 当时日本人常来轰炸，1940年秋天，我正读大学三年级，有一天日本有一对飞机来轰炸。我们租的房子是一个四合院，院子正中中了一个炸弹，幸亏我们家人都躲到防空洞或者是郊外去了，所以家里头没有一个人受伤，可是我们的很少的家私基本上就在那一个炸弹之下毁掉了。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寄住在朋友家里头，之后我父亲在昆明西郊外一个叫做“龙院村”的地方，找到一个乡下的房子，我们就搬过去。那以后陆续有差不多十几位西南联大教授的家都搬到这个院子里头。那时候龙院村有一位当地的地主惠老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围绕这个院子有几所房子，西南联大的十几家教授就住在这些房子里。我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在院子里照过一张照片，背后的窗户上糊的纸是破了的。当时那个院子里头最讲究的一所房子是梅贻琦校长的住宅。<br> 在那样困难的时期，我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对于我后来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物理系教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1982年我60岁生日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有一个庆祝会，吴先生特地从台湾来参加。吴先生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5年以前在台湾过世了。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1942年年初，正要毕业，那个时候西南联大学士毕业的学生要写一篇学士论文。学士论文并不需要是一篇有创新的文章，可是要表现出来这个学生对于某一个专题有一些了解，所以我就去找了吴先生，请他做我的导师。他给了我一篇英文的文章看，这个文章是他的专业领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群论在分子物理学里的应用——吴先生的专长是分子物理学。在座的同学可能知道，20世纪的头30年，物理学有三大基本革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是1925年前后的革命。这场革命产生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把牛顿的经典力学给修正了，使得应用到原子跟分子的时候，经典力学是不对的，要用量子力学来代替。所以从1925年开始，量子力学发展了以后，整个物理学对于原子分子的了解就得要从头开启，从头来做起。量子分子学是吴大猷先生的专长，他在很困难的时候在昆明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就是讲当时的量子分子学状况的。在量子分子学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对称的观念。什么叫对称的观念？比如一个五个瓣子的花，把它转了2π的五分之一，它就回到原来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对称。分子有很多的对称，比如说H20就是水，水的两个氢原子是有对称现象的。所以对称这个观念在分子物理学里头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尤其是在量子分子力学里头，它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当时的一个热门题目。所以吴先生就把那篇文章给我，说是要我去了解一下。那篇文章里头讨论对称是用了一个数学的观念，叫做“群”(Group)。群是19世纪几个大数学家开始研究的，群论到了20世纪在数学里头变成一个基础的观念，而量子力学发展了以后，群论又变成了量子力学里的一个基本观念，到了今天，也许可以说是量子力学里头最最基本的观念之一。我非常幸运，在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经过吴先生的介绍钻到这里头，这对于我后来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下面还要跟大家再深入讨论一下。<br> 另外一位对我有极大影响的是王竹溪教授。70年代末，王先生曾到美国去访问。王先生在1983年因病过世了，当时他是北大的副校长。王先生的专长是另外一个领域——统计力学。我在1942年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又念了两年研究院，在194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为得硕士学位要写硕士论文，我就去找了王先生，王先生把我引导到他的领域——统计力学。统计力学后来也是我几十年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我前些年大概数了一下，我的三分之二的文章是与对称有关系的，三分之一的文章是统计力学，所以吴先生与王先生引导我走进的两个领域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P007-008<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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