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历史的产物，探究历史真相，打开尘封记忆，获取智慧源泉，是人类天然的本能。但历史从来都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丰富、鲜活，光怪陆离，千人千面，就后人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谓常理常情。<br>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位卓绝，影响至深，一直是学术界和世人关注的焦点。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时下坊间关于清代历史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任意发挥、影射曲解、以讹传讹的现象，却比比皆是，让人触目惊心。如何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清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学术研究的立场和可靠的文献资料记载为依据，廓清世间种种不实传闻、戏说，还原历史的本色，并转化为易于被社会各界接受的知识，是历史学研究者不容推辞的责任和义务。《清官档案证史书系》就是这一尝试的产物。<br> 本书系有别于帝王的个人传记或现在流行的历史教科书，力图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文化普及、传统文化教育诸功能于一体。全书系分为十二册，按照清王朝近三百年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以清朝十二帝为主轴，以各个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通过对清宫档案资料的系统挖掘，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出有清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真实的历史还原于大众。<br> 档案是了解历史真相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流传至今的清代档案浩如烟海、卷帙浩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宫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历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br> 本书系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原始史料记载，将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点、重点和亮点。通过档案资料的搜寻、排查、分析、佐证及揭秘等相关过程，力图以档案证史，以档案明史，以档案补史。各个分册的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原始档案资料，拣选清代十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此确定每一分册的话题。各分册作者在对档案资料的寻找、翻查、分析、佐证中，对各个话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得出结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在对档案资料的处理和写作上，突出了原创性、学术性及知识性。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档案价值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各种材料的参照对比、考异辨析，以陈述历史真实为第一要务。<br> 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韩亚君副总编辑精心策划、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中青人分社林栋总编辑组织落实下，十几位历史学青年学者与中青人几位年轻编辑通力合作，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完成了本书系的撰稿和编辑加工工作。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努力，在客观论述清代历史演化的背景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汲取历史智慧，但能否如愿，还有赖于读者诸君的评判。<br> 徐兆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br> 2008年4月8日于北京1.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br> 2004年12月26日，在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剧烈的海底地震，引发了印度洋大海啸，结果造成印尼、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人民重大伤亡。<br> 在海啸发生后的一两天里，与多数中国人的最初反应一样，邓亚军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直到12月2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海啸灾后情况。<br> “28日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啸死亡人数已突破万人、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邓亚军回忆道。因为对普通民众来说，DNA亲子鉴定不仅能对血缘关系做出判定，还能完成个体识别，但这个功能只会在特殊时刻凸显它的力量，比如大型灾难突然到来之际。<br> 2004年底的华大方瑞已经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邓亚军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一说便获得了支持，28日当天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交了申请。<br> 多年之后，再次回忆起参与2004年底海啸救援的情形，邓亚军依然有很多想说的话，“当时并没有多大把握，我们连申报程序是怎么样的都不清楚，而且此前国内还从来没有向海外派出过DNA鉴定专业人员参与救援，更不用说是如此大规模的救援了。”<br> 现在邓亚军还记得那份“请战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比如华大方瑞这个鉴定中心具有司法部授权的鉴定资质，而且有经过若干国际大项目锻炼的优秀平台和人员，还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同时还是法医学重点实验室，“恳求中国科学院协调国家有关部门能够让我们尽快地赶赴灾区”。<br> 当时印度和印尼公布的死亡人数较多，他们最想去这两个国家参与救援。没想到两天后她就接到中国科学院主管领导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能派出几个人去泰国？”邓亚军很意外，“怎么是去泰国？”领导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获得的通报，泰国的伤亡人数虽然不如印尼等国，但由于这里是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海啸造成的死难者绝大多数是海外旅游者，无法辨别身份的外国遇难者数目是最多的，并且非常欢迎中国救援队前去参与救援。邓亚军略微盘算了一下，答复说：“加上我，可以去5个人。”这5个人中还有2人连护照都没有，后来还是在外交部的协助下，两位没出过国的组员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办好加急因公护照，当天下午6点，泰国大使馆又将签证办完。闻讯赶来送行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副所长汪建专门给他们每人准备了一串佛珠。邓亚军看出了杨焕明的担心，对他说：“杨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都安全带回来！”当晚8点，邓亚军、郭奇、于晓光、李黎、陈保献等5名DNA救援组成员已经坐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这5个人分工各不相同，唯一是法医学专业出身的邓亚军是领军人物，于晓光、李黎等人是业务能手，而从小随父母在海外长大的郭奇则具备语言特长，他的英文甚至好过中文，当时在华大方瑞担任邓亚军的副手。当时以为一到泰国就能得到遇难者样本，邓亚军他们按照常规流程准备了很多东西，比如“非典”期间使用的防护服、物证袋，以及刀片、持刀器等取样需要用到的东西，足足装了十几个箱子，反而把面包、方便面等东西留了国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邓亚军写道：“……回家收拾行李，花了15分钟。泰国是夏天，我把夏天的衣服都带上，结果却忘带所有洗漱用品，狼狈不堪。汪老师、杨老师等人将我们送到机场，场面十分隆重，我的心理压力却很大。”<br> 中国DNA救援组出发去泰国的消息很快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抵达曼谷时已有多家国内媒体守在机场。在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中，邓亚军等人一度被称为“DNA鉴定专家组”，后来她还专门向有的记者解释：“我们组里我的年龄最大，也不过32岁，所以还是叫救援组更贴切。”<br> 这个救援组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了，以至后来因为这份年轻还发生了很多趣事一当时在泰国曼谷接机的是中国驻泰大使张九桓，因为媒体说国内派来的是“专家团”，他把同机一位面相老成的团员当成了邓亚军，等他发现邓亚军不仅很年轻，而且还是个女性时，非常惊讶，也自然有些担心——毕竟，这是场超大规模的灾难救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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