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近年来我率尔操觚，积字成句，成篇，居然印成一些本本，其中只有主要写怀念的“负暄三种”和谈人生问题的《顺生论》是没有外来机缘，自己想写的；或者不避吹牛之嫌，引《庄子.天下》篇的话来壮壮门面，说其化意为文也，确是近于“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但这两种又大有分别：前者是篱下闲谈，无论所谈是人，或地，或事，我表示怀念，可以说都是自己的私事，听者（假定肯听）认为值得也罢，不值得也罢，无妨都看做“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谈人生就不同，无论如何委婉，总要走说教的路，即向人表明，立身处世，应该如何如何，至少是最好如何如何，这显然就是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高，真是太狂妄了。
狂妄来于“不可以已”；想不管狂妄不狂妄，单说不可以已的情况。这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主要是两点。其一，来由至今说不清楚，是大学毕业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样活才好的相当强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随来“求”，于是在治学方面就转了方向，改为钻研哲学，尤其人生哲学。总有十几年吧，读了一些书，多数是西方的（本土的，包括来自印度的，已略有所知），想了一些问题，大多是古今哲人思考过的。所得呢？可以说不多，因为未能如上至（各种教的）教主、下至信徒自信的那样悟了道；也可以说不少，因为，至少是对于有关人生的问题，比前些年有了较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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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