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被忘却的小人物的故事三十年政治巨变下，穷折腾、也被折腾的打工族悲欢人生诚实的当代叙述，寻找庸常生活中的力量和温暖深圳曾经拨动过你的心弦吗？那块曾经的梦想飞地，犹如黑洞一般吸引了无数卑微平凡的人，他们背井离乡、潮涌而去，成为打工一族。然而，从成为特区的那个时刻起，三十年的社会巨变，也像黑洞一般挤压、摧折、碾碎了许多打工族的生活。边防证、暂住证、炒鱿鱼、流水线、拉妹、职业介绍所、跳槽、二奶、城中村、二元店、第一桶金……作者试图从一个在深圳的江湖里穷折腾、也被折腾的普通打工族的视角出发，用一个个带有强烈时代印记的词汇，描绘三十年的悲欢起落。
有谁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块常年竖在南山进入蛇口处的牌子曾几度被拆掉；更有谁还能记得，那些如同榕树的树叶般密密麻麻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弱势的颠沛丧痛的人生。
《打工词典》以平实的语言，既记录了时代的大变化，更不忘关照老百姓的小故事。它是对当代现状的诚实记录，它同时写下传奇和庸常。社会洪流不管不顾地滚滚前行，而在其中随波逐流的却如飞沫常常被人遗忘，而《打工词典》想做的，也许不过就是不忘记。
1．改革开放打工需要理由吗？
在我的感觉中，二〇〇〇年后，似乎不需要了，而这之前，是需要的。我的朋友李霞跟我说过她来深圳的理由，她说那时她在一个学校做老师，常听到一个声音叫她名字，在夜深人静时，在人声鼎沸中，她都能听到，．一声声，一句句的，近得可以感受到声音的“温度”，张眼却又什么都找不到。有一天黄昏，看着夕阳西沉，她忽然就明白了，那声音来自她的内心，那是内心的呼喊，要她离开，要她走。于是她便来了深圳。
我的另一个朋友光子，在老家池州的生活困顿潦倒，他觉得自己必须突围，于是在一个晚上，淋着雨来了深圳。而我呢？我觉得我既听到了呼喊，又必须突围，当然，呼喊与突围并不矛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组合，我这里刻意分出来说，只是突出偏重而已。
我是一九九四年六月到深圳的，二〇〇一年的一天，遇到老家单位时的老同事，那会儿我们在松岗一个叫沙埔围的地方钓鱼，我的这位老同事一边看着水面上的浮漂，一边对我说，老话说得真好，走投无路便是路啊！我说，是啊，是啊！我说这话时，想不起有句这样的老话，但觉得他说得一点也没错，“走投无路便是路”，对我是如此，对他，我认为也合适。我这位老同事是某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分在我们镇中学教高中，因为爱情受挫，他投奔过一次新疆，回来后，到区公所做秘书。他后来转奔深圳，我自作多情地认为，我脱不了干系。那会儿我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字，有新闻、散文和小诗，而他的文字很难上报，其实这也没什么，但有什么的是，有人说话了，说他是中文系的本科生，而我只是个初中生。这话让他很难堪，他赌气想上一回《人民日报》。于是写了一个报道，投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将这稿子退到了省，省又退到7-~-，县退到区，虽然他用的是笔名，可大家都知道是他写的。尽管领导没有公开说他什么，但料想私下里还是找他谈过话的。
没多久，他来了深圳，又没多久，他做了某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户口也过来了，工作正式，薪水可观。到我们钓鱼这会儿，他有房有车，春风得意。
我比他晚一年多才来，混得自然比他差得远，但比起家里来，眼前要宽了许多，有点像井底之蛙到了大海，见是见了大世面，可蛙还是蛙，没有因此变成了鱼，但如果继续待在井里，我这只蛙就不是蛙了，会变成一只死蛙。他发出那句“路”的感叹。，当然是看到了这一点。关于我是怎么来深圳的，看上去和他差不多，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冬天。我们区公所每年立冬后，都派人到山里买木炭，这年主任派我去。有一个副职领导拿出八个麻布袋来，叫我搭便帮他买。我心里明白得罪不起，生怕搞错了他的袋子，所以在他的袋子上，写上他的姓，并且全程跟踪，着意不要遗失，尽量少装马脚。我不可谓不尽力了，但回到单位，叫他过来拿木炭时，他看我的眼光让我忽然明白，我犯了个非常大的错误——他给我的麻布袋都是破袋子，是想我换上公家的好袋子，而我……自此以后，他便找尽一切碴子与我过不去。当然这只是个引子而已，真正的原因是，招我进去上班的领导是他的政敌，并且因为我，导致他的人没有进去，恰恰也是这一年，他的政敌，也就是我的“后台”退居二线，这自然是算账的好时机。他再次找我碴时，我到区长那里辞工了，区长想留我，要我先到乡政府去工作两年，转正后，再调到区里来。但我态度坚决，区长问，那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到深圳，打工去！我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我已非常厌倦这地方了。这地方的一切就像蛛网，粘附在我身上，我非突围不可。可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外力来推动。
被动地作了断——这是性格的使然，也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会最流行的歌是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可见那时人们的不潇洒。十年后，那副领导已去世了，他儿子到深圳来玩，说到这些前尘往事，我说我是要感谢他父亲的。是的，在我突围的时候，他推了我一把。
与李霞相同的是，我也听到了呼喊，在我写字台的玻璃下，压着叶芝的诗《茵纳斯弗利岛》，至今我还记得：……我就要动身走了，因我听到那水声日夜轻拍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那拍打湖滨的水声，日夜催我上路，在我对前程的观望中，深圳就是茵纳斯弗利岛，那里“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星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上面说的“这地方”，现在回头看，当时我应该叫家，现在应该称之为故乡。可我为什么非要离开它呢？难道我与它有仇吗？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我到深圳不久时，和一些人聊过，至少有两个人斩钉截铁对我说，要死，也要死在外面！我还碰到过两个同一个镇的老乡，女的，她们和我从不讲家乡话，当然对其他人也一样。我问过，她们说时间长了，忘了。我明白这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感情问题，我的老乡们想忘掉那母语——那母语后面太多不堪的回忆……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深圳之于我的意义，现在我想，如果我们对故乡的“恨”果真如此强烈，那么要是没有深圳，我们该去向何处呢？深圳承担了我们的人生梦想，让我们得以成功突围，而不至于困毙于故乡逼仄的街头。而在另一个角度看，深圳让我有了“我”——个体的、私隐的、脱离了集体的“我”，像一粒从芝麻饼上掉落的芝麻，渺小但自由，无助却坚韧，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改革开放即是开闸放水，让我、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江湖，可以相忘，也可以相守、相望……我将这些想法与何斌交流，何斌认为我说得太小了，他说，你不要总是盯着自我，你要将这个词放到人类的高度来看待。他说那时的中国，像一只装得太满的大水库，已经到达临界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马上就会崩堤，洪水漫天，不敢想象我们的，或者说是中国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我无语。“高度”可不是我的特长，我的特长是从我的器官，或者说从我的身体出发，来感觉时代的温度。对我来说，温度要比高度来得真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