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的尴尬 「著作常被引用固然可喜，但倘若香港最高学府对社会问题噤若寒蝉，那是不是更令人惭愧？」 每个月最怕收到的邮件，不是提醒我钱永远不够用的信用卡月结单，而是像杂志一样厚的《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通讯》（Convocation Newsletter）。怕的，是又会看到校长徐立之、系主任、教授和学生，像众星拱月那样，笑容可掬地围住某个捐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十亿给大学的地产商合照。也厌倦看到那些关于哪一年拿到什么学位的香港大学（港大）毕业生，在社会上怎样出人头地的消息。还有那些数字：屡创新高的筹款数字，以及大学的世界排名。
作为香港的最高学府，港大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要为社会各界培育领袖，特别是要为政府训练管治精英。从经济学角度，大学不仅是一个“ 生产”知识型员工——大学毕业生——的机构，也是一门靠知识型员工— —教授、讲师和研究人员——来运作和招徕的生意。大学要在价高者得的人才市场上具竞争力，便必须有雄厚的财力。于是，筹款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很多大学自校长以降的管理及行政人员的本业和正职。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拥抱建制、奉承权贵，完全顺理成章。大学里面多的是聪明人，你又怎能期望住在玻璃屋子里面的聪明人会掷石子，或者咬那只给他们喂食的手？ 只是到今日，我还是天真地相信，大学除了有它的功能性之外，还应有其更高的目标。这个更高的目标，就是做社会的“逆我”（critical self）：本着良心，基于公义，运用扎根于事实与逻辑、知识与理性的方法去挑战权力、月旦政事、评论社会和介入公共议题。换句话说，大学要维护和彰显理性批判与深思熟虑之后提出异议的学术传统。它不应只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更是一个用学问来“为无权无势者出力，为无声无息者发声”的地方。无怪乎所有伟大的大学，从哈佛到芝加哥大学，从牛津到上世纪的北京大学，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批判型思想家的温床。你甚至可以说，所谓最佳学府，就是可以让最优秀的学者，理直气壮而又无后顾之忧地批评政府和大企业的地方。
大学要做社会的“逆我”，便必须与建制保持批判性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并且培养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而自省的能力，恰恰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港大最缺乏的。
在上周公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之中，香港大学虽然无法打入二十强，但仍以第二十一名成为所谓“亚洲最佳学府”。身为港大的毕业生，本应觉得与有荣焉，但我只觉得讽刺。这个由英国杂志《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与拥有路透社的信息公司汤森·路透（Thomas Reuters）合办的排行榜，排名占分最重要的是论文引用，其次为研究表现及教学。徐立之接受访问时表示，百多名港大教研人员因著作常被引用，已被评为世界最顶尖百分之一的科学家，证明港大致力从事研究的方向及政策正确。
教研人员的著作常被引用固然可喜，但倘若香港的最高学府与里面的饱学之士，常常对千疮百孔的社会问题噤若寒蝉、视若无睹，那是不是一件应该令人觉得尴尬，甚至惭愧的事情？最近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大革新，原来二十多篇课文被剔除，包括朱自清的《背影》和鲁迅的《阿Q正传》。新增的课文之中，有一篇很值得香港几家大学的校长细读。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指出，大学必须有大学的宗旨，而大学的宗旨不可以不正大；因为“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宗旨既乖，趋向自异”。他又说，若师生只是要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有不少专门学校、法律学堂和商业学校，又何必到北大？跟着这几句话，蔡元培是对北大的同学说的，但我认为香港的大学的教职员更要洗耳恭听：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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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一直是一个说话“带骨”的人。广东话“带骨”就是话中带刺，永远用一种批评的角度。我希望，他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冲击，因为那种“带骨”的表达，其实是需要很深厚的功力的。
——闾丘露薇
在香港文化界，林沛理自成一派，卓立独行，很有自己的一套。以《反语》月旦文章，需要有交手对象，他几乎跟我所有尊敬的前辈都曾交手，可见其勇气。在重视读者诠释的社会，真正与文本对话的，往往是读者而非作者。我们都在光影中瞻前顾后，林沛理却能乐在光影，不止自我陶醉，更令读者都沉醉起来了。
——沈旭晖
香港少数的文化精英。
——罗大佑
张大春与李敖的青筋暴现和破口大骂，其实是对龙应台的“转弯抹角式恭维”。尤其是李敖，竟然为了促销而用上《大江大海骗了你》这个书名，使人一看到这本书，还没有打开，就几乎听到里面拼命挣扎的声音。
——《一味靠“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