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黑暗中的眼睛
号子
关押我的地方是位于友谊西路的市公安局五处看守所。
薛林家的那个小巷也在友谊路上，离看守所很近，警车开了不到五分钟，便拐进一个警戒森严的大院。
检察官朱晓没有与我同行，后来我知道他是乘另一辆车到我家去“抄家”了。那个带队的矮个子警察将我带到一扇紧闭的黑色大铁门前，低声命令我：“喊报告班长。”
我抬头一看，大门上方是座方形的岗楼，岗楼上有个背枪的哨兵。大概那就是“班长”吧。
我心里正憋着一股气，看都没看那警察一眼，心想：又不是我主动申请到这儿来的，我喊什么报告？我今天就不喊，看你让不让我进去？
我没有喊报告班长，那扇黑铁门却自动缓缓地打开了。矮个子警察带我走进岗楼下的一间办公室后便给我卸了手铐。这副铐子在我手腕上停留了总共不到20分钟。
办完移交手续，警察一言不发，带着几个武警转身走了。
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已经亮了。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身材高大粗壮的中年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你是哪里的？”
“报社的。”
“报社的？”他显然有些惊诧，“记者？有什么事吗？”
该怎么回答呢？说没事，没事你到这里来干啥？说有事，我犯啥事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是位穿便装的年轻人，高个子警察问我时，他在填写登记表。当我报出我的名字时，年轻人猛然抬起头，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随即又低下头继续填写。
例行登记完毕，他们又来搜我的身，将搜出的记者证、钢笔、钱等物放到桌子上，又解下了我腰间的皮带。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解我的腰带，大概是怕我借此物来悬梁吧？
我真想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自杀的，爹娘生我养我不容易，天塌下来我也不会自寻短见，何况天也不会塌下来。
我只好用手帕系住裤鼻儿。真有些斯文扫地的狼狈！
进来一位女警察，看样子是保管员。她将我的东西清点后填写了“在押人犯存物清单”，随手从中抽出十五元钱，说：“多带点儿，免得三天两头地取。”
那穿便衣的年轻人站起来，说了声“走”，便带我走出办公室。
这是高墙内一条长长的巷道，两边是一排排的监房，每一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院。暮霭沉沉，巷上吹着料峭的寒风。我在寒风重暮中走向牢房。
“为啥事把你抓来了？”年轻人边走边问我，声音低低的，似有淡淡的忧郁。
见他没有穿警服，我猜想他可能不是警察，心里便多了点儿亲近感，说：“现在我也说不清。他们调查时，说我在汪剑康商店买了辆摩托车，是受贿……”
“唉……”年轻人叹了口气，苦笑着说，“现在的事，难说。”
他将我引到监所的最后一排，对门口站着的一位穿警服的老警察说：“报社记者，写过不少文章呢！”说完就走了。
后来我知道，这年轻人叫黎立强，是在看守所服刑的犯人。由于第一次接触中他对我的同情与关照，我们成了朋友。
那管理员有五十出头，面色很黑，说一口浓重的关中方言。他带我走进管教室，让我在一个状如腰鼓的石凳上坐下，开始询问我的姓名、单位、籍贯、年龄。他在填写人犯登记卡。当他问到我犯了什么罪时，我说：“不知道。我没有罪。”
黑脸老头并没有动气，也没有和我理论，他停下笔，温和地问：“那是咋回事？”
直到这时，我那压抑在胸的怒气才开始喷发，我气呼呼地说：“我在汪剑康的商店买了辆摩托车，当时钱不凑手，汪剑康让我打了张欠条。这欠条检察院也见了，白纸黑字，就这么点屁事，调查了半年多，今天又兴师动众地把我抓到这儿来。还讲不讲理？还有没有王法？”
说到激动处，我手臂挥动，根本忘了这是在监狱，我是在和警察对话。
那老头却不动声色，沉思了片刻，似乎是在斟词酌句，然后才缓缓地说道：“你也别激动，案子的事，外面自会调查处理。你要相信法律。啥叫既来之则安之？到这里来了就守这的规矩，是吧？你是知识分子，道理我就不讲了，是班门弄斧喀！好吧？”
老头的温和谦恭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了，火气也消了，我说：“这一点，请管理员放心，我就是有天大冤枉，也不会在这里跟你们过不去。”这话，很有点儿江湖味儿。
“那就好。”老警察站起来，“你放心，我们也绝不会把你按一般盲流对待的。”说着从桌上拎起一串“哗哗”响的钥匙，朝门外走去。
老警察忽然又像想起了什么，拧过身问我：“你到报社前是干啥的？”
在工厂当工人。”
“好。”他小声地说，“进号子后不要说你是记者。号子里很复杂，就说你是工人就行了。有啥事跟外面说。”(以后我知道，“外面”是这位老管教的习惯用语，他把号子以外的人都说成是“外面”，包括他自己。)
这一排有六间号子，全是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子。早就听说过，这看守所在解放前就是座监狱，关押过不少共产党人。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也关押过不少在运动中被“揪”出来的大人物。地下党员出身的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就曾在这儿被关过十几年。
老警察打开第二间号子——先开锁，后拉铁门闩，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咣……当”，号门从外面闩上了。
这是一个春天的黄昏，我走进了过去只是在电影、电视上见到过的牢房……
我斜依在号子的门上，冷冷地打量着我的“新家”。
这号房有十五六平米，进门是条窄窄的走道，不足一米宽；走道尽头的墙角竖着一个一米多高的小便池(后来知道号子里称这为“毛驴儿”)。除了这些，整个房子便是一排两头挨墙的大通铺了。叠起的被褥摞铺的最顶头，光溜溜的硬板床上站着十几条汉子。我进来时，他们还在床上来回走动，像逛街；我一进门，他们便停下了，目光齐刷刷投向我。我靠门框站了大约两分钟。这两分钟，没有人搭话。我双手插在裤兜里，毛料中山装敞开着，脸绷得紧紧的……这架势，大概真的把这伙盲流唬住了。
唬住了别人，却唬不了自己。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沦落到“与狼为伍”的地步了。从现在起我将在这里与这伙盲流们日夜厮守，同吃同住同受苦，作家的风光不再，记者的冠冕落地，我是这里的囚徒……轻轻叹了口气，我在靠着牢门的一块床板上坐下来，习惯性地伸手向衣兜里摸烟。没有，烟火早在入狱登记时就被没收了，前、后的管理员都交待过我：号子里不准抽烟。
这时，有人搭话了，声音怯怯地：“这位老叔吔，你……是啥事嘛？”
我扭过头去，见身后站着一个穿蓝色大裆裤的小伙，年纪顶大不超过二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却又一脸的油滑气。此刻，他身子弯着，歪着小平头望着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