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台前“偷梁换柱”杜鹃是台明厂一名优秀的焊接手，她焊起元器件来又快又好，从来不出差错，但自从那天晚上后，她常常有些心不在焉，以往麻利的手脚也变慢了，偶尔还会焊错元器件，等后道工序把焊错的电路板退回来返工时，流水线上堆积的线路板又让她手忙脚乱。
管流水线的拉长也是个四川姑娘，她会时不时过来帮杜鹃一把。
“唉，杜鹃，你这几天怎么总堆机呀？”
杜鹃心里有事，但又不好说。她觉得自己有病，但不知道该到哪里看病，又不知道这病会花多少钱。杜鹃的身体一直很好，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连诊所都不用去，就到城中村的药店里，把哪里难受跟药店里穿白大褂的医师一说，买几板药回家，也能把病治好。但她知道自己现在这种病，是不可能到药店去买点药就能治好的，那就得上医院。杜鹃这辈子上过的最大的医院是乡卫生院。她记得10岁那年，自己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上吐下泻得厉害，吓得她爸爸求人开着手扶拖拉机，连夜将她送到乡卫生院，打了几天吊瓶才缓过来。后来妈妈告诉她，就这么一趟，家里的一头猪等于白养了。从此，医院就在杜鹃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是个既遭罪，又糟蹋钱的地方。
但这一次，王自强坚持要去医院，而且就去上海市的医院。
“上海的医疗条件比咱们内江好多了，要看就得一次看好，不然白白浪费钱。”
按杜鹃的意思，最好是回老家的县医院看，虽然他们家在县医院也没有熟人，但在小地方，入托人，总能在医院找到熟人，有了熟人的关照，杜鹃就放心许多。
“这年头，熟人不也是要红包的吗？而且县医院的水平，谁知道呢？”王自强这样打消了杜鹃的念头。
是呀，如果回老家去治，要多久才能治好呢？那就得两人都把工作辞了，把房退了。台明厂的工作很稳定，每个月都能按时发工资，自己做熟了，和工友们相处得很愉快，这样的工作谁舍得辞呢？
于是，杜鹃就开始留心外面的报纸。
杜鹃中午下班的时候，偶尔会到工业区的食街吃饭，全素的2元一份，一荤一素的要3元，杜鹃只有碰到高兴的事，比如上午被调去做了松快些的活，或拉长通知晚上不加班什么的，才会舍得吃3元一份的快餐。
食街的外面有一排读报栏，隔几天就换一次。以前；杜鹃从来没有在它们面前停过脚步，只嫌它们立在那里碍事。现在因为心里装着事，每次趁吃饭时间这个空当，她就会去看看报纸，但杜鹃是个有点讲究的女孩，她总是把饭菜一点不剩地吃完，将饭盒丢到垃圾箱后才去看报纸。不像有的姑娘，嘴里边嚼着饭，还边对着报纸唧唧喳喳地大发议论。
第一次看《上海晚报》，杜鹃就很高兴地发现了长青医院的大幅广告：“给我们一个为您服务的机会，还您一个聪明漂亮的宝宝！”
啊，这话说得多么动人，一直说到了杜鹃的心底里。那一排排宝宝的照片，多么可爱啊，杜鹃还觉得里面有个宝宝隐隐有点像自己。
“我的儿子也会长成这样吧！对，儿子像妈妈有福气。”
她赶紧跟别人借了纸笔，把长青医院的电话、地址抄了下来。
还有几家的广告虽然做得没有长青那么大、那么漂亮，杜鹃也都仔细抄下来。心想，货比三家嘛，多问几家总不是坏事。
晚上，杜鹃高兴地把自己的收获一点点地讲给王自强听。
“还是多看看吧，我们进一趟城挺不容易的，最好一次多问几家。”
但杜鹃心里已经有点认定了“长青”，女人总是感性的，“长青”给她的第一印象特别好。王自强告诉她：他妈知道他们要去看病，非常支持，并告诉他这几年儿子汇给她的4万块钱都存得好好的，一点也没有花。不过王自强没有告诉杜鹃的是，他妈提出让杜鹃家分担一点医药费，因为妈妈想尽可能留点钱，为他俩和未来的孙子建房子。杜鹃又接连看了好几份报纸。周末的晚上，她在楼下的小卖部前看电视剧时，忽然看到了“长青”的电视广告，她感到亲切极了，也兴奋极了，马上跑回家把王自强拉来一起看。
王自强看完广告，问小卖部的老板娘：“大姐，这个广告播了多久了？”
“不知道，有一阵子了，成天播那些宝宝，哭来哭去的，烦死人。”
但杜鹃却觉得电视里那些孩子的哭声，就像她未来儿子的一声声呼唤：妈妈，你怎么还不去治病呀，你要是去“长青”把病治好了，我就可以来到这个世上了。
当天晚上，杜鹃夫妇就决定去长青医院治病。
但王自强还是想先侦查一番。
星期五一大早，轻风在中心医院灰色的楼群中吹过，偶尔卷起一只白色的塑料袋，打着旋儿朝天上飞去。副院长吴星伟匆匆走过长长的走廊，前几天定好的，上午他和温院长有个会。
吴星伟刚进办公室，胖胖的心外科主任就快步跟进来告诉他，急诊室刚从人民医院转来一个病人：男性，34岁，最近两个月在市人民医院做过三次开胸手术，两次换瓣膜，一次清创，目前情况非常不好。人民医院已基本放弃，但家属不忍，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吴星伟是心外科的知名专家，昨天连夜就把病人送了过来。
吴星伟今年50岁，从医20多年，主任医师、华南医科大学兼职教授。他身材高大，鬓角有些白发，两只眼睛像手术刀般犀利，尤其是在他穿上无菌手术衣，戴上口罩和帽子后。
如果说外科是临床医学的皇冠，心外科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吴星伟干的一直就是心外科，两年前他从心外科主任升为副院长，按说，他这个级别的专家，平时是不轻易拿手术刀的，除了重要人物，一般慕名而来的病人，只有托关系，塞相当大的红包，才能让他亲自执刀。吴星伟在中心医院也有相当的权威，现在的心外科主任，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胖主任的话虽然简明，但病人胸腔和心脏内部的大致情况，已显现在吴星伟的脑海中：胸腔已经感染化脓；心脏瓣膜换过两次，估计现在已经脱落。
这种病人如果及时治疗，还能有很高的存活率。
但吴星伟估计，人民医院肯定尝试过很多措施，消耗了大量的宝贵时间，直到认定患者存活率太低，才最终放弃的。
外科医生都不太愿意接受被别的专家宣判“死刑”的病人，吴星伟也不例外。
“我问了，是老廖他们做的，当时家属在老廖面前无意中提到了您，老廖就火了，说既然你们觉得吴星伟能治，就赶紧转过去。我看，家属也没抱多大希望，我们就不收了吧？”
老廖是人民医院的心外科主任，这些年来一直和吴星伟搡着劲儿干。前几年吴星伟给惠莞的一位离休老领导做了个高难度的心脏手术，老廖心里总是不服。
科主任见自己的上司没有表态，马上找个台阶给他下。
医院将不可能救治的病人收进来，既空耗家属的钱财，又增加医院的失败案例，还可能导致医疗事故、纠纷，这显然是件“双输”的事。这时最妥当的处置办法就是拒绝收治，这对大家都是件好事，毕竟医院不是万能的。
没想到，吴星伟一听老廖这么跟他叫板，倒激起了一丝好胜心。他知道，老廖在等着看他的好戏呢。如果他不接，老廖那边就说：“怎么样，我说不能治的病人，他吴星伟也不敢接吧”；如果他接了没治好，老廖就更有风凉话说了，“我早说那病人没救了，那个吴星伟还偏要去折腾，害得病人不得安生不说，家属还白白多花十几万，要挣钱也不能这样挣嘛。”
但是，如果他把这个病人治好了，那老廖今后可能就得老实一阵子了。
作为一个手术高手，吴星伟是个敢于冒险的人，但在冒险之前，他也一定要精细地评估风险。
“走，我们去看看。”
听说自己的老科室主任要去看这样一个病危的患者，心外科不当班的医生都跟了过来，他们渴望学到些难得的经验。
走在路上，吴星伟暗自做了决定：虽然这个病人被判了“死刑”，但心脏瓣膜手术并不复杂，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存活的希望，他就决定收下他。
到了急诊室，只见病人双眼紧闭，面无人色，已经陷入了昏迷，虽然还没有收治，护士已经将监护仪夹上了。
病人的心电图非常乱，不时出现一段不正常的心律。
几位病人家属脸上布满了愁云惨雾，正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见一位儒雅威严的年长医生，带着几个稍稍年轻的随从进来，他们立刻上前求情。
还没等吴星伟搭话，监护仪就出现了严重的心室颤动。
“快，除颤器！”急救医生喊道，急诊室里顿时一片忙乱，有人立即将除颤器推了过来。
“非直流360焦耳，除颤一次，所有人离开病床。”
只听见“嘭”的一声，病人从床上弹起，痉挛了一下，心律恢复正常，所有人都暂时地松了口气。
吴星伟犹豫了一下，按照工作安排，他上午要向温院长汇报新一年的全院业务培训计划。
“请家属到外面等候。”吴星伟简短地下着命令，从刚才的观察来看，病人虽然病情严重，多项器官的功能已经衰竭，但情况还没有糟到让他完全绝望。吴星伟觉得，病人可能还熬得过第四次开胸手术，如果成功了，他还能有几十年质量很高的生命。
“可以收治，但必须立刻手术，我们没时间做全面检查，就用人民医院的检查结果吧。”
吴星伟陈述完自己的意见，心外科主任马上出门与家属讨论：
“情况很严重，不过我们副院长同意收，你们抓紧把手续办一下，先付10万块钱押金。”
家属唯恐这里也不肯收治，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干恩万谢地说了些感激的话，一位白胡子的长者把科主任拉到一旁，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科主任赶忙摆摆手道：“算了，算了，救人要紧。”
吴星伟抽空掏出手机，给温院长打电话，想告诉对方自己有个紧急手术，工作汇报得延后，但温院长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听。
在送病人到手术室的路上，吴星伟给温院长发了短信说明情况，然后关掉手机，开始研读病人的检查报告。
他看得很快，当看到心肺部CT图片后，吴星伟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病人的肺主动脉被血栓堵塞了。他立刻想到病人这两个月肯定没有合理运动，才导致下肢形成静脉血栓，现在血栓已游走到肺主动脉。
再仔细查看病历，人民医院曾经进行过抗凝血栓治疗，但效果不明显。
“真是绝了，怪不得他们会放弃，这差不多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嘛。”
吴星伟心里苦笑了一下，和他的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了手术方案：从病人胸部原有的切口进入，先解决心脏问题，再解决肺动脉的栓塞。
手术中很可能会出现严重大出血，，必须保证充足的供血。
心外科主任马上向家属追加了5万元押金。
上午10点，手术的准备工作完毕。护士长来问正在洗手的吴星伟，“院长，这次您要放什么音乐？”
在轻柔的经典音乐陪伴下做手术，是吴星伟到柏林医学中心研修时养成的习惯，他向来把高难度的手术当成艺术大师的表演，每一次下刀，每一次缝合都当做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所以他的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吴星伟在医科大学读书时，就酷爱外科，很多学生视解剖人体为畏途，但吴星伟却对此很痴迷，有时找不到足够的解剖材料，他甚至会去菜市场买来整副的猪肺、猪肝来进行模拟手术，先切断肺部气管、肝动脉，再将它们缝合好，最后将缝线拆除，切碎，来个爆炒猪肝，或猪肺老火汤，一点儿不浪费地吃到肚子里。俗话说“外科一把刀，关键在提高”，正是凭着这样一股痴迷的劲儿，吴星伟成了心外科领域响当当的高手。
“就放舒伯特的吧。”吴星伟边穿手术服，边轻声说。
他收藏的舒伯特系列包括《小夜曲》《圣母颂》等十几首音乐，每放一次需要45分34秒，这次手术估计没七八个小时下不来，音乐就得重复播放很多次。吴星伟指定音乐曲目时，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次手术如果做成了，病人会怎么谢我呢？”但当他穿上手术服，一切收拾停当后，就像狙击手上了战场，宇航员进了飞船，脑子里没有任何杂念，只记得既定的手术方案。胸腔打开后，里面的情况比吴星伟预想得还要糟。化脓很严重，心动脉上长出了肉芽，缝合也不好。“老廖怎么把手术做成这样呢？要么是他年纪大了，没有耐心做复杂手术了，要么就不是他本人亲自主刀，而是由资历浅的医生来完成的。”吴星伟在一旁看着心外科主任做着心脏手术，心里在想。老廖是人民医院心外的一把刀，技术与吴星伟不相上下，吴星伟观摩过他的手术，知道这个高手的风格，应该不至于做得那么糟。
但吴星伟知道，外科有自己的潜规则，有时手术说好是由知名专家主刀，病人在麻醉前，专家还亲自和他聊着天，保证亲自给他做，但麻醉之后实际上手术台操刀的，却是经验不足的年轻医生。这样做即使不出事，年轻医生做的手术效果也肯定要差一些。比如同样是癌症，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专家，就能把癌变组织清除得更干净，使病人术后复发的几率大大降低，同时延长病人的生存年限，提高他的生命质量。
所以，知道这个潜规则的人，就会通过送红包、找熟人打招呼，来确保专家亲自主刀，但即使这样，也很难保证。
说起来，实行这样的潜规则也是医院的无奈：在同样的价格下，每个手术病人都不愿成为年轻医生练手的试验品，但年轻医生如果不上台做手术，就永远无法积累经验，那么中国的外科医生将后继无人了，所以医院也不得不常常“偷梁换柱”，挂着资深专家的“羊头”，卖的却是年轻医生的“狗肉”。
如果实行差价政策，比如说，同样一个心外科手术，知名专家做的手术费收两万元，年轻医生做的收两干元，又会怎样呢？病人会不会骂翻天呢？肯定会的。所以公立医院统一规定，一律收两干元，谁想用知名专家，自己想办法搞掂。这样，病人就只好找人打点，照样还是要骂娘。
什么样的体制才能让病人不骂娘呢？吴星伟知道，那当然得是一个让人感到公平的体制，但公平的标准是不同的。如果在病情面前人人平等，重病患者由技术高的医生救治，那愿意花钱的人就会抱怨：为什么不能实行优质优价政策呢？他们会要求医疗彻底市场化。而如果实行市场化，就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那钱包不够丰盈的病人可就太多了，他们发作起来，恨不得把医院给拆了。
所以总是个两难，吴星伟平时一想这个问题就感到头疼，他觉得要解决这问题比做一个复杂的心脏手术难多了。
过了三个小时，心外科主任已经用进口瓣膜换下病人脱落的国产瓣膜，并把心脏主动脉上的肉芽清除干净了。他轻轻舒了口气，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在他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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