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宋以后，佛教势力渐形衰落，同时海道交通日辟，国际贸易中心转移到了东南沿海，敦煌经济地位江河日下。可能由于这些缘故，藏经洞封闭之后也就无人问津了。直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才被道士王圆策无意中发现。
王圆篆，湖北麻城人。先是在肃州巡防军当兵，退伍后穷极无聊，来到敦煌做道士，栖息在莫高窟第143窟。王道士发现敦煌遗书后，就邀请敦煌城里的士绅去观看。那些人都不识宝。唯独王道士的同乡、知县汪宗瀚略识文物，取走了若干写经和画像。随后，王道士怀着借以贸利的念头，私载经卷箱到酒泉，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一窍不通，以为无足轻重。王道士颇为沮丧，留下箱子，败兴而归。恰好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国人，回国前来拜谒廷栋，廷栋就随手送了他几卷。比国人归国途中，经过新疆，又去拜谒伊犁驻防大臣长庚将军和新疆布政使潘效苏，谈起敦煌文物，于是又把这几卷遗书转送给了这两个官僚。由此可见，其时这批稀世之珍还无人认识它的价值。
敦煌遗书发现了将近两年之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苏州叶昌炽做甘肃学台。叶昌炽对古物特别爱好，刻过《邠州石室录》和《藏书纪事诗》，是位深通金石版本的内行。他通过汪宗瀚获得洞藏文物多件，叹为观止。随即建议将敦煌遗书全部运往兰州保管。可惜由于清政府腐败，运费无由筹集，只是由甘肃省下令县衙门清点遗书，由王道士就地封存，暂时保管。而王道士又是个贪财好利的民族败类，很容易为人所收买、利用。因此，铸成了国宝无可估量也无由弥补的损失。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英、俄、德、法列强就角逐于中亚细亚。接着，他们的势力又渗入我西北地区。
敦煌石窟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最早到敦煌的是俄国“帕米尔地质考古队”的奥勃鲁切夫。他于1905年听说敦煌发现古代写本文书后，就在当年十月赶到敦煌，通过王道士取走了一大批珍贵的文书经卷。
接着，受英政府雇用，以“考古”为掩护，在西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也闻风而至。于1907年到达敦煌，见到了堆放整齐、高达十呎的卷子。他用蜜语利诱买通了王道士，并雇用了湘阴蒋孝琬（资生）做翻译，在莫高窟支起帐篷，日夜检视，取走了其中精好者九千件左右，装了整整二十九箱（光是写本就有二十四箱，其中完整无缺的卷子有三千卷左右），驮载而去。先运往印度，成立西域图书馆，后运往英国，藏之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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