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人公江格尔和演唱者江格尔奇史诗《江格尔》的主人公江格尔是被歌颂的圣主、可汗、部落首领。对于这个词汇，有多种解释，有的说是来自波斯语“世界的征服者”；有的说来自突厥语“战胜者”；还有的说是突厥语中“孤儿”的意思。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人民中，口语的“江格尔”，是“能者”“有本领”的意思。《江格尔》流传于民间，民间的“江格尔汗”就是“善于管理国家的可汗”。江格尔的国家“宝木巴”，意为国都、乐土或者极乐世界。《江格尔》讲述的是理想的英雄统治了理想的国度，大家过着幸福无忧的生活，在每一章的开篇，都有这样类似的诗句：“江格尔的宝木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的人们永葆青春，永远像25岁的青年，不会衰老，不会死亡。”这个“幸福的人间天堂”的首领江格尔拥有500万奴隶，他们在这里过着驻牧生活，繁衍生息。
主人公江格尔本来是可汗的后裔，后由于部落遭袭，沦为孤儿，他当时才是两岁的孩童。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许多杰出人物的禀赋在儿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江格尔3岁那年就开始征服敌人。5岁那年，他被一位大力士俘虏，这位大力士看出江格尔将来势必会征服世界，便决定要消灭他。但是没想到大力士之子洪古尔经常保护他，并且与其结为兄弟。在江格尔7岁那年，他开始名扬四海，42个可汗的土地被他征服。后来他在宝木巴建立了42个联盟，首领就是江格尔，自此，人们都称他为圣主、可汗。
演唱《江格尔》五章以上的歌手才能称为“江格尔奇”，而这一称谓对蒙古族的歌手而言是非常光荣的称号。演唱《江格尔》在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中是至关重要的，在演唱的时候，既有演唱也伴有叙述。而史诗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靠演唱者丰富的面部表情、手势及演唱曲调表现出来的。《江格尔》绝大篇幅的韵文体适合演唱，而散文体，歌唱者则慢慢讲述。《江格尔》由艺人在乐器伴奏下演唱时，最为常见的伴唱乐器是陶布舒尔琴。这种琴是一种两弦弹拨乐器，民间艺人在说唱史诗时，习惯上要唱完一整章，而听众也要听完一整章才可以离开，中间不可以终止，因此演唱《江格尔》通常需要通宵达旦才可以完成。民间艺人演唱史诗还有一些禁忌。如一些地区的江格尔奇忌讳学唱完整的《江格尔》，认为演唱整部的史诗会缩短生命。如果在一次演唱活动中，演唱了《江格尔》的所有章节，他们会认为这会带来不幸，甚至招致江格尔奇的死亡。
《江格尔》由演唱艺人口口相传，许多艺人在史诗的演唱过程中又加人了即兴创作，这些创新在漫长的口头传承中发展、变异着，为《江格尔》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正是由于这些艺人在一村又一村的游唱中加人的润色和创新，《江格尔》得以成为一部活态史诗。
当那些民间老艺人江格尔奇在暗夜的火光中弹着陶布舒尔琴，吟唱那亘古的史诗，他们面上黝黑的皱纹忽而舒展着岁月的沧桑，忽而骤聚了英雄凯旋的喜悦，这些具有民族代表性和浓烈异域色彩的篇章彻夜感染着听者，恍惚问听者仿佛像一只苍鹰翱翔在宝巴木广阔的天空。那些无处追溯的神话，就在这样一种神秘的形式中悄然打开了大门，走进去，就会看到这部史诗的宏大性、神圣性，江格尔奇的每次即兴演唱都让人赞叹、兴奋、惊讶。
（三）《江格尔》的文化源头蒙古族人民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从13世纪开始，蒙古民族与欧亚各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就有了密切的文化交往，吸纳融合了他们的文化，蒙古族人民接纳了许多民族的文化因素。特别是蒙古族卫拉特人长期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以及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他们谙熟阿拉伯和中亚文化，文化素养极其深厚。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是在诗、乐、舞相结合的民间说唱艺术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在古老的小型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由200多部长诗（包括异文）组成。这些诗歌在不同的流域和地区，由不同文化素养的卫拉特人口头流传、代代相承，这就决定了《江格尔》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其中分为原始文化和近代文化，有蒙古族共同的文化和卫拉特地区特色的文化，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民族文化，有萨满文化和佛教文化，有新疆一带各民族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造就了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在外来因素中，最突出的是佛教文化和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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