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马可·波罗曾在元朝时期来到中国，他在游记中记述了中国的文明富庶，无意中促成了西方想象中美好中国神话的产生，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工业文明的确立，西方人逐渐获得了一种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在一连串的失败中，西方对于中国也由美好的想象转变为直截了当、不加掩饰的蔑视，中国人相应地成为了西方“他者”眼中的“弱国子民”。
至于远东的日本，其文化是在长期学习、吸收和模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中国堪称日本的文化导师。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成功，日本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摆脱了历史文化上的自卑感，同时民族自大心理急剧膨胀，对作为导师的中国报以了无以复加的轻蔑。
这种感受内化到了现代留日作家集体无意识深处，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映，如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和藤固等都对此进行了书写。由于民族歧视的存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中中日两国男女两性关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并渗入了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使得中日跨国婚姻具有超越了个人属性而国家化的倾向。另外，作为初次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国家，日本具有暴发户的心态，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竭力把中国边缘化，以一种“东方学”式的眼光来打量中国，把中国看成“凝固”和“没落”的国家，把中国人相应地看成了“弱国子民”。由于承受日本这种特别注视的体验被创造社作家形诸笔墨，他们小说文本中多书写“零余者”的忧生之嗟，所塑造的留学生形象也被作为注视者的日本打上“东方学”的色彩。
第一节 跨国婚恋的障碍
一、现代化成就与日本式“东方学”的形成
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举全国之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给日本。此后，日本人看待中国的态度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仰视”变成了“俯视”，不知不觉间种下了轻蔑的种子。而随着日本国力的蒸蒸日上和中国的每况愈下，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恶劣态度也就愈加无所顾忌。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除少数人的好意外，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是“一片黑暗的”，中国留学生“实已处于‘是可忍，孰木可忍’的境况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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