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是启蒙的教育与救亡的呐喊，后期先以建设的歌颂，再由隐晦的揭露重塑新的中国形象。他指出文学作品的国家形象，应是文学作品自身的高水准的综合因素提升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从而以作品自身的质量与影响去确立与提升作品诞生地的国家声誉。王国英（浙江大学）以鲁迅《伤逝》和夏衍《芳草天涯》为例，指出虽然在创作时间和故事发生时间上相距二十年，但隐藏在骨子里的逃遁意识和行为逻辑却又惊人的相似，从而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语境的限制，具有历史承继性，因而获得了普世价值。李杭春（浙江大学）以“郁达夫的‘双城记”’为题，指出了郁达夫笔下对上海和杭州的展示，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心境，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现代中国城市形象的两种不同的风格与境界。
张光芒（南京大学）对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者形象进行了深层反思，指出新时期文学中中国形象的重塑仍存在暗礁。前现代的身份认同、虚幻的历史主义以及糊涂的真理观念等，表明启蒙主体性还未确立，通往人性解放的启蒙之船随时都有搁浅、转向乃至沉没的危险。陈洁（浙江大学）选择出版物的独特视角，以美国行业性第一周刊《出版商周刊》十年涉华报道为例，探讨作为生产和承载中国文化形象的中国出版业在美国出版人眼中的形象。文化形象是中国形象的重要表征，出版物则是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传播载体。文章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具有传输文化重要作用的出版业构建中国文化形象，通过西方出版业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的分析，探究出版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为未来之路的建构提供参考，进入中国形象的自觉价值意识和当代范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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