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言，六朝时期的正史、杂传与小说的修撰相当繁荣。史传和杂传的概念有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记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又带动了另一种文学体裁——“小说”的兴盛。由此，史传、杂传与小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历代学者热切关注的课题。有的学者认为小说与传记有着亲缘关系，如晚清人邱炜茇《客云庐小说话》云：“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认为小说的祖先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程干帆先生在论及汉魏六朝的传记文学时，对史传、杂传、小说三者的关系作了细致分析，得出结论说：“纪传体之史，固史传文学之正宗，而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①杂传上承史传，下启唐传奇，是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最重要的贡献，也是本文论述的基础。
更有许多学者从小说与传记的文体特征来确认二者的关系，如刘叶秋说：“魏晋南北朝小说，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先秦两汉的影响，实际是史传的一股支流。”②陈美林也认为：“由于同属叙事文学，史传文学的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小说模仿的范本。……正是由于受到史传文学叙事方式的直接影响，中国小说中的顺叙叙事才显得如此突出。”③以上诸人都认为传记文学的兴盛对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由此而来，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功用和独立性受到了挑战。历代学者不断地从小说中寻找历史的影子，小说成了史传文学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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