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说,对现代主义的总体把握问题。现在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再也没有必要把现代主义看成是洪水猛兽了。今天我们重温当年那些对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吃惊之余,更多的是对自己当年的偏执报以莞尔一笑。那么,我们能否因此而庆幸自己比过去更加聪明了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这种认识的改变,更多的是时势使然。回想当年,苏维埃政权刚刚出现时,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各种政治敌对势力的全面包围,在这种情势下,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紧张,乃至在思想文化上似乎总是处于一种临战的状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像现代主义这样一个原本是文化艺术上的思潮,便也硬是要和“帝国主义”、“腐朽没落”这些概念拉扯到一起。在这种问题上卢卡奇也不可能例外,他就曾这样告诉我们说,现代主义流派的产生,需要“从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社会结构及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方可理解,可是这中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他自己从一开始就没能讲清楚。
在卢卡奇以及后来的萨特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即所谓的“同一性”或“完整性”(totality)。在他们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文学艺术和经济、政治等具有某种无需证明的同一性,因而对于文学艺术,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用一种政治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来加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性”、“完整性”的理念就能起一种意识形态的包容作用。而这样的一种认识取向,其实直到今天仍旧有相当多的人是缺乏自省而继续沿用的。然而,同样是这个被译作“同一性”或“完整性”的“totality”,在今天的西方文论语境下却有与上述理解大相径庭的别样的意义。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收入此论文集中讨论哈贝马斯的一文中做专门的讨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