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想，把手伸过来，撂在我手背上：“这个我能办到。你看，我至少是喜欢你的，你至少不讨厌我。再说，菲比很明显地像你，也像我。你说呢？”
　　在我们过分专注地洽谈婚姻这桩正经事时，菲比不知何时操起了叉子，戳痛了她自己，大声哭了起来。很险，伤在两眼之间，稍偏一点就扎到眼珠子上了。当然，扎不扎到眼珠都没什么大区别。菲比哭得惊天动地，因为她听不见自己哭得惊天动地。我抱起她，晃着、拍着，拿脸去贴她的脸，同时向所有停下了耳语的雅致食客们歉意微笑。我不知不觉又开始用那种婴儿语言同她呢呢喃喃。是亚当的目光使我意识到，我本性难移，哪知菲比什么也听不见，我自顾自还要说。像个小姑娘模拟地和她的洋娃娃说话。他轻蔑和怜悯地笑了。
　　那个晚餐结束后，我和亚当落实在6500元的工资上。我每星期在他那儿住五天.直到我和谁真的去结婚。我们讨论了亚当和我成婚的可能性，那样会带来不少方便。但不便也会不少。我们还算了笔账：婚姻使我能得到亚当的部分财产，但我的牺牲也颇大：我得牺牲真正婚姻的可能性。他也可能有牺牲，除了损失部分财产，他得牺牲长久性的伴侣；而没有长久性的伴侣，安全系数就大大减低。尤其在这艾滋横生的时代。所以我们通过“非婚姻”的协议。
　　M那里我不想撒谎。我对他还剩一些真情。他对我还没有完全心灰意懒。他说话时透出一种语气，我和他是“自己人”，余下的整个人类，包括他妻子，都是“那帮人”。我不知他在我这里的信用还有多少，不过我选择相信他。大概是从亚当那儿学的，亚当动不动就用“选择”这词：我选择不去赌博，我选择不去理会邻居对同性恋的恶感.我选择去喜欢低盐分的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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