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莱克斯，出生于芝加哥，获西北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医事检查处的刑事人类学家，同时兼任加拿大魁北克省犯罪暨法医研究所的法医。她是全美刑事人类学协会十五名鉴定合格的法医之一，也是美国法医科学协会的成员，并担任刑事审判的常任专家证人，此外，她还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担任社会人类学教授，经常来回奔波于夏洛特和蒙特利尔两地。
　　她的第一本小说《听，骨头在说话》不但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更荣获一九九七年的“阿瑟·埃利斯”最佳处女作小说奖。而后续的《死亡的颜色》、《致命的抉择》、《战栗的航程》、《墓穴的秘密》以及《白骨的阴谋》，本本均登上畅销排行榜，并成为国际级畅销书。

　　九岁的艾米莉·安妮在摩托车帮暗杀行动中误中流弹身亡，北卡罗来纳州一位妙龄少女的失踪案件也和这群帮派分子脱离不了关系；
　　在魁北克最大的黑帮总部里，警方发现了三具枯骨；
　　刑事人类学家唐普兰希·布兰纳一面追查棘手的案件，另一方面却发现最疼爱的外甥基特竞然和非法赛车帮有暧昧的牵连。被迫单身涉险的她即将面临史无前例的致命危机……

　　想知道什么是“恐怖”，读完这本书，你就会知道了。
　　——有声档案
　　评论界常拿凯西·莱克斯和帕特丽夏·康薇尔相提并论。的确，这两位女作家不仅同为畅销排行榜的常客，描写的也同样以女法医为主，但莱克斯的小说有些更重要的特质，她善于展现“恐怖”的场景，在作品中也不乏以她的专业，巨细靡遗地描绘法医工作的细节，而这些我们很难在康薇尔的小说中见到。
　　——《出版人周刊》
　　没有人能像国际畅销作家凯西·莱克斯一样，用最具价值的专业知识，最真实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又一个惊悚的故事。
　　——《长岛日报》
　　让你神经紧绷，子弹狂飞乱舞。布兰纳是赢家，莱克斯也是！
　　——《纽约日报》

　　1
　　她名叫艾米莉·安妮·图森特，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有着一头黑色的鬈发，长长的睫毛和焦糖般的淡褐色皮肤。她的耳朵上打了两个洞，穿着一对颇为精巧的金耳环，而她的前额上也有两个洞——两颗从一支九毫米半自动手枪“眼镜蛇”中射出的子弹留下了一对贯穿前后的弹孔。
　　那是一个星期六，在我的上司皮埃尔·拉曼彻的特别要求之下，我已经在实验室里工作了四小时，正当我在清理那些残缺不全的肢体的时候，通向大解剖室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探长吕克·克劳德尔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
　　我和克劳德尔曾经共事过，尽管他对我总是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和宽容——有时甚至令我感到受宠若惊——但绝不会有人会因此改变对此人一贯火暴脾气的看法。
　　“拉曼彻到哪儿去了？”他问话时，目光落在我身前的解剖台上，旋即又看向别处。
　　我没有回答他。每当克劳德尔情绪糟糕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不去答理他。
　　“拉曼彻博士到了没有？”他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目光尽量避开我那副血迹斑斑的手套。
　　“克劳德尔先生，今天是周六，你知道他周六不工作——”
　　正在我向探长抗议时，米歇尔·沙博诺从门缝中探出头来。透过他推开的门，我听到从楼的另一侧传来电动门开启时发出的噪声。
　　“Lecadavreestarrive.”沙博诺对他的搭档克劳德尔说。
　　尸体？！两个凶杀科的探员周六下午突然出现在停尸房，究竟发生了什么？
　　沙博诺用英语跟我打了个招呼。他身材魁梧，一头竖立的短发让人觉得他很像一只刺猬。
　　“出什么乱子了？”我问道，顺手摘下了手套和口罩。
　　克劳德尔面部表情很紧张，一双眼睛在刺眼的荧光灯下毫无生气。
　　“拉曼彻博士一会儿来了会向你解释这一切的。”这算是他给我的回答。
　　他的额头上早已经出了一层发亮的油汗，嘴唇紧紧地抿成一道缝，不愿意再多说一个字。
　　克劳德尔一向极其反感验尸，因而总是尽可能地避开停尸房这样的处所。终于，他一言不发地拉开门不胜厌恶地走了出去，险些跟他的搭档撞了个满怀。
　　沙博诺望着他沿着走廊走远了之后转向我，“他有点受不了这个，他也有孩子。”
　　“孩子？”我顿时觉得心中一凉。
　　“野人帮的人早上又出来惹麻烦了。听说过理查德’马科蒂这个人没有？”
　　名字听起来倒是十分熟悉，只是一时之间记忆有些模糊。
　　“你可能更熟悉他的绰号Araignee一蜘蛛。”说到这儿他蜷起手指，像孩子们在唱童谣“排水管里的蜘蛛”时那样比画了一个表示蜘蛛的手势，“在那帮非法摩托党里他可算是个大人物，毒蛇帮的护法，不过今天他可实在不走运。清早八点钟在他刚出家门要去健身房的时候，野人帮的人从车上向他开了枪，他老婆看到情况不妙，便弯腰躲在路边丁香花丛后面，捡了条命。”
　　说到这儿，沙博诺用手指向后拢了拢头发，稳定了一下情绪。
　　我静静地等待着听下文。
　　“他们朝马科蒂开枪的同时也打死了一个孩子。”
　　“哦，上帝。”我不由攥紧了手上拿着的手套。
　　“一个小女孩，后来被送到蒙特利尔儿童医院，可还是没能抢救过来。一会儿就送到解剖室。马科蒂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尸体随后就到。”
　　“拉曼彻一会儿会来吗？”
　　沙博诺点了点头。
　　这个实验室由五个病理学家轮流当班待命以备紧急情况发生，虽然“紧急情况”极少发生，但万一有需要非工作时间的验尸或死亡现场的调查，待命的人员一定会及时赶到。今天待命的就是拉曼彻。
　　又是一个孩子。我能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巨浪般的感情再次在我胸中汹涌，而眼下我却必须克制住这些情绪。
　　手表告诉我，已经十二点四十分了。我一把扯下塑料围裙，连同口罩和橡胶手套一起包成一团，丢进专用的废物容器里，洗过手后乘电梯回到我位于十二层的办公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直呆呆地盯着窗外的圣劳伦斯河，手里还攥着一盒已经被我忘却了的酸奶。正在我凝视着窗外的时候，我隐约听到拉曼彻办公室关门的声音，接着是“嗖”的一声——位于这幢大楼侧翼的玻璃安全门滑开了。
　　身为一名刑事侦破人类学家，我已经逐渐培养出了一种免疫力，即对暴力死亡场景不为所动。由于验尸官总会要求我从一堆被分尸、焚烧或是腐败的尸体上取下的骨头推断出一些信息，因此我见识过了所有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景象。长年工作在停尸房和解剖室，我早已十分熟悉死尸的样子和气味，也熟悉各种处理尸体的方法以及用解剖刀切开他们时的感觉。无论是衣架上已经晾干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手术电锯切开骨头的刺耳噪声，或是在标本瓶里浸泡着的各种器官，都不再会使我产生任何心理或生理上的不适。
　　然而，每当我看到死去的孩子时总会感到异常不安。颤抖着的婴儿，受尽虐待的尚在学步中的幼儿，受宗教狂热者凌虐的稚童，被恋童癖侵犯的少年……当悲剧发生在这些幼小单纯的生命身上时，总会让我感到痛苦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