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的相似性促使我们进行比文学比较更为深刻的思考。事实上，阿波利奈尔在模仿维庸的同时，发现了新的诗歌步态：在诗行之间和相接诗行之间控制省略、进行连祷式、强化音节、运用头韵等等手法……这是维庸能够给予诗人们的最好的教导，虽然从本质上看是不能模仿的。这样的诗作因其作者采取的态度本身而充满兄弟情谊，仍然保存在其形式之中，在作者去世四百多年之后，依然孕育出现代诗歌的最具权威的声音之一。
离弃维庸是难以做到的。如果拒绝在他身上看出一部细致而内容丰富的传记（徒劳地研究同一批档案资料，似乎总是招来指责），如果不愿意把它看作是充满想象力的色彩鲜明的题材，如果不愿意对他的诗歌作出细致分析，如果只愿意从有限的高度来谈论他，进而迅速过渡到文学批评对于他的主题确立的证据，那么，我们想要离弃他的时刻就必定沾染上某种欺骗之嫌。
就我而言，我感到失望的是，我没有能够更好地显示他的作品和他的人格之间的奇异接近，就其实质而言，这一接近的情况是简洁却又意味深长的。很少有诗人——包括最伟大的诗人——在接触他们的时候给予了我这样的兄弟情谊感，他们诗作的这样的亲密无间感，而且，这不是批评家的认知，而是体验。维庸虽然是遥远往昔的诗人，却没有令我感受到这一距离。我忘记了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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