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莉·诺冬，比利时人，法语小说家。1967年生于日本神户。1992年以处女作《杀手保健》获阿兰·福尼耶奖；1999年以《诚惶诚恐》获法兰西学院大奖；2007年获花神奖；2008年以全体作品获让·焦诺大奖，并于同年获比利时国王勋章。 

　　我想成为任何人，路过的某个人，没人知道他的任何事。《独断》的男主人公严格地身体力行了我的梦想。我想要改变身份的渴望来自我的母亲。她有时会忘记自己孩子的名字，她会叫我克洛德、朱丽叶、埃米莉……这很好玩，让我想到以此写一本小说。
　　对我来说，写作好比跳入未知的世界，跳入所谓的白纸。每次冒险，我都会赢来一点点地盘。我尽力将可以言说和不能言说的边界推得远一些，把可以言说的范围扩大一些，以此表示我是个先锋。每年十二月，我都重读我的作品，然后从中挑选一部。像我这样的人，写作时会处在一种非常抗奋的状态，一定要让它们静静地待上几个月……         法语文坛“坏女孩”，前卫写作新锐代表阿梅莉·诺冬最新力作！法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谱写逃离、换位狂想曲！
　　主人公巴蒂斯特人到中年，一事无成。某日清晨，一个陌生人登门借用电话，却突然死在他的家中。巴蒂斯特早就对自己的生活不满，见陌生人不仅与自己外形相像，还是个开保时捷的有钱人，于是灵机一动，决定为自己换个身份。奇妙之旅就此展开，名车、香槟，美女，生活说不出的惬意。巴蒂斯特以为上帝终于眷顾了自己，却不料，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我回到家里，真没想到晚上这么开心。只要谈起死亡，从来就不会让人失望。我睡了一觉，照样侥幸醒来。
　　早上九点钟左右，我正在喝第二杯咖啡，有人敲门。从内话机里，我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
　　“我的车坏了。能用一下您的电话吗？”
　　我狼狈地打开门，进来一名中年男子。
　　“冒昧打扰了。我没有手机，离这儿最近的电话亭也出了故障。当然，我会付钱给您。”
　　“没有必要。”我一边递电话一边说。
　　他拿起话筒，开始拨号。等着接通的当儿，他猝然倒地。
　　我吓了一跳，马上冲了过去。我听到电话里遥远的声音在说“喂”，我本能地挂了电话。我使劲摇那名男子。
　　“先生！先生！”
　　我让他平躺在地上。他半张着嘴，神情惊惧。我轻轻拍他的脸。毫无反应。我倒了一杯水，想给他灌下去，也没有成功。我把剩下的水洒在他脸上，也不见起色。
　　我把了把他的脉，确认了我的想法。怎么知道人死了呢？我不是大夫，但每次见到死人，我总是非常不自在，有种受不了的羞耻感。我一直都想说：“瞧，先生，怎么这模样啊！快醒醒！大家都像您这样怎么行！”如果认识死者的话，情况就更不妙：“这可不是您的风格啊！”姑且不说还有非分之想，爱着亲爱的死者。
　　此时此刻，这位死者既不是亲爱的，也远非生死不明。他选择了生命中这个特殊时刻，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现在不是哲思的时候。我抓起电话想求救，突然想起昨晚的对话，不禁停了下来。
　　“太巧了！”我想。
　　该不该听昨晚那位聊友的建议呢？他该不会是上流社会的教唆狂，故意夸大其词，耸人听闻？我想求救。我待在那里，独自面对陌生人的尸体。陌生人躺得四平八稳，因为就算您同楼的邻居，二十年来听惯了他家里的争吵，可一旦踏入冥界，也就成了陌生人。同样，我也希望旁边有个人，好当证人：“您看见了我这里发生的事？”
　　证人这个词让我很困惑。没人能为我的遭遇作证。昨天，那位聊友谈起了招待会上的死者，但我的情况不同。我身边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无辜。我是天然的凶手。
　　我不愿这么想。那更应该求救：我应该洗刷这位悖论迷的谈话给我灌输的荒唐的恐惧。我伸手去拿电话。
　　我看到谁最近一次做过这个动作呢？死者。这么想倒不是迷信，而让我想起死者曾经拨过号，而后挂了电话。我只要一拨电话，就不能再按重拨键找到他想通话的那个人。
　　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他大概是给修车行打电话。他凭记忆拨的号：他能记住修车行的电话号码吗？这不是不可能，虽然我远远做不到。
　　另外，我搜索记忆，似乎电话那头说“喂”的是个女声。一位妇女能统领修车行吗？我指责自己有大男子主义思想。是啊，女修车工，干吗不呢？
　　还可以想象的是，他是给太太打电话，问修车行的号码。这样的话，我只需按重拨键，就可以把消息告知他的孀妇。这角色让我不寒而栗。我不敢担此重任。
　　我平添好奇。我有权利看这位陌生人的证件吗？这不太体面。但转念一想，这人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跑来死在我家里，就这样，让我沦落到现在这地步，我竟毫不设防地开了门！于是我不再犹豫，从他胸前衣兜里掏出钱包来。
　　从身份证上看，他叫奥拉夫·西尔杜尔，瑞典籍。褐色头发，胖乎乎的，不符合我想象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讲的法语没有口音。一九六七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跟我同年。他看起来更老，可能因为体胖的原因。我认不出他的职业来，写的是瑞典文。从照片上看，他和这惊惧万分的尸体同样的傻：天命。
　　居住地是斯德哥尔摩。大概是法国侨民。这也不管用——能有什么用？钱包里还有一千欧元，都是五十一张的钞票。星期六早上，这家伙去什么鬼地方，带这么多现金？崭新的钞票。
　　既然如此，我索性搜了他的裤兜。一串钥匙，还有车钥匙。几个安全套让我浮想联翩。
　　我想看看他的车，于是拿着钥匙出门去。街上停着好几辆车，但还是第一次看到一辆捷豹。坐上驾驶座，打开杂物盒：灰色的证件显示，奥拉夫·西尔杜尔住在凡尔赛。没有其他引人注意的东西。我回到家里，死者小心翼翼地迎接我。
　　“奥拉夫，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他默不作声。
　　一种义务之声再次要求我报警，或者求救。但我知道肯定不能这么做。好吧，因为我感觉自己不再无辜。很容易就可以证明，我坐过他的车。怎么解释当时的好奇呢？我搜过他的钱包，可不仅仅是为了看他的证件。冒失的魔鬼已经上身，占据了我的心灵。
　　更可耻的是，奥拉夫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脑海中浮现了谁都会有的莫名的卑鄙想法：“得了，这个维京人还不算惨啦。你又没有剥他的衣服，也没有偷他的钱。”这“也”字让我很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