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英籍印度裔作家。 
    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岁赴牛津大学求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定居英国。曾任BBC“加勒比之声”栏目主持人3年。    
    游走世界各地写作多年，批判发展中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匮乏，语多辛辣诙谐。主要作品包括《灵异推拿师》(约翰·卢埃林·里斯纪念奖)，《米格尔大街》(萨莫塞特·毛姆奖)，《黑暗之地》，《印度：一个伤痕累累的文明》，《自由国度》(1971年布克奖)，《河湾》，《浮生》，《魔种》等。   
    1990年获英国皇室封爵；1993年，成为英国大卫·柯恩文学奖首位获奖者，该奖旨在表彰“尚在人世的英国作家一生的成就”。   
    2001年，因“作品中兼具犀利的叙述与正直的洞察，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浮生》是一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讲述的是奈保尔熟悉的生活经历——在英帝国的殖民地生长，而后到了宗主国的中心大都市，接受全新的教育。在这部作品里，奈保尔继续他一贯的主题，对身份感的不断找寻，承认和自我承认，野心和失落。

　　1  萨默塞特·毛姆的造访
　　那作家（威利·詹德兰的爸爸说）到印度来找灵性小说的题材。那是在一九三○年代。土邦学校的校长带他来看我。我那时为了我做的一件事在忏悔，在一所大寺庙的外庭过着行乞的生活。那是一个人多的地方，那也是我选择那里的原因。土邦邦主的官员中，有些是我的敌人，他们想抓我，而我在寺院中比在办公室安全，因为寺院人来人往。这种追迫让我紧张，为了静定，我发了禁语誓。这使当地的人对我有了些敬意，甚至让我有了些名气。有些人会来看禁语中的我，有些人会送我一些礼物。土邦当局必须尊重我的誓约，而当我第一次看到校长跟那个白人小老头来的时候，我以为那是要我破戒的计谋。这让我更坚持。附近的人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站在周围看。我知道他们站在我这一边。我什么也不说。所有的话都是校长和那作家在说。他们谈论我，一边谈一边看我，我则坐着，像个又聋又瞎的人对他们视而不见，群众则看着我们三个。
　　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我跟那个大人物没有说任何话，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不认为我曾听说过他。我所知道的英国文学人物是勃朗宁、雪莱之类的人物，那是我在大学待了将近一年所读到的。其后，为了响应圣雄的号召，我愚蠢地放弃了英国教育，弃自己维生能力于不顾，眼看朋友和敌人飞黄腾达。不过，这是后事，以后有空再跟你讲。
　　现在，说那作家。你一定要相信，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说。但是，一年半以后，那作家出版的一本游记中有两三页写到我。他用了更多的篇幅写那寺院、群众、群众的衣服，他们拿来的椰子、米、面，还有庭院中古老石头上的午后阳光。土邦学校校长告诉他的每件事都在上面，此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显然，校长为了赢取那作家的赞叹而对我的种种割舍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另有几行，说不定是一整段，用了他描写石头和阳光的同样手法描写了我皮肤的光滑明净。
　　我就这样出名了。不是在印度，而是在国外；印度有太多的嫉妒。当战时那作家的著名小说印出来，外国评论家开始把我看成《刀锋》的灵性泉源时，印度人就因妒生恨了。
　　对我的迫害停止了。那作家——出乎大家意料，是个反帝国主义者——在他第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一本旅行札记）中，对土邦邦主、他的属地、他的官员，包括校长，都说了一些赞誉有加的话。于是，大家的态度都变了。他们虚伪地用那作家看我的眼光来看我：一个高种姓的人、土邦税务局的高官，来自为统治者行宗教仪式的家族，放弃了辉煌事业，甘做乞丐，靠最穷的穷人的施舍维生。
　　要摆脱这种角色殊为困难。有一天，邦主派他的宫廷秘书向我祝福，这很让我发愁。我本希望等城里有其他宗教节庆我就可以乘机消失，去寻找我自己的生活，但在一个重要的宗教庆典时，邦主本人在大太阳下赤膊到来，以一种悔罪者的身份，将一个穿制服的朝臣——这个人，我太清楚了，根本就是个混蛋——带来的椰子与衣服亲手献给我；于是我知道，要想溜走是不可能的了，我便定下来，过着命运所赐给我的这种生活。
　　我开始吸引国外的访客。他们主要是那位名作家的朋友。他们来自英格兰，来看那作家所看到的东西。他们带着那作家的信来。有时带着土邦高官的信来。有时带着以前来看过我的人的信来。他们有些是作家，在来过几个月或儿个星期之后，会在伦敦的杂志刊出他们的游记。随着这些人的造访与文章，我日渐十分习惯于这种生活。有时我会提到曾经来访过的人，那此时来访的人便会带着满意的神情说：“是啊，我认识他。他是个很好的朋友。”或诸如此类的话。这样，有五个月的时间——从十一月到三月——也就是英国人为了与他们的气候区分而称之为的印度“凉天”，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社会名人，一个在国外的社交圈和八卦网络周围的什么人物。
　　有时候，你口误却不想更正。你装作那就是你要说的意思。然后呢，往往会开始发现那错误中也有些道理在。比如，有时候，你发现减损了某个人的好名声，也可以说成是远离那样的名声。同样的，由于跟这位英国大作家的相见而被逼上梁山的这种奇特生活，想想也未必不是我梦想了好几年的希望：那种舍离一切、逃脱我自造的紊乱生活、躲藏起来的希望。
　　我得从头讲起。我们是祭司世家。我们跟某个寺庙有密切关系。我不知道这寺庙是什么时候建的，是哪一个统治者建的或我们多久之前就跟它有关；我们不是那种有这类知识的人。我们这个祭司家族形成了一个社区。我猜，在某段时期，这个社区是兴旺的、繁荣的，受着教徒们的供养。但当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征服了那块土地，我们就穷了。我们的教友不再能供养我们。英国人来了之后，情况更糟。法律是有，但人口大增。寺院社区中的人太多了。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社区里的人遵守种种复杂的法规，但能吃的东西太少了。大家开始变得瘦弱，易于病倒。祭司的世家竟遭到如此可怕的命运！我不愿意听我爷爷讲那时候的故事。那是一八九○年代的事。
　　我爷爷变成了皮包骨；他认为必须离开寺院与社区。他认为他可以到土邦宫殿所在地的大镇，那里有一座著名的寺庙。他竭尽所能地储存，一点点米，一点点面，一点点油，一毛钱，两毛钱。他不告诉任何人。动身的那天，他起得非常早，天还没有亮，就走向火车站的方向。火车站很远。他走了三天。他跟那些非常穷的人一起走，他比他们大部分人都更惨。但有些人看出他是一个快饿死的年轻祭司，就给他吃的，给他住的。他终于走到了火车站。他说，那个时候他是如此惊慌，如此不知所措，因此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世界的一切。火车下午来。他记得又吵又乱，然后，入夜了。他以前从没有坐过火车，但他全部的时间却都在向里看。
　　早上，他们到了大镇。他问路来到那大寺庙，然后留在那哩，绕着寺庙挪动以躲避太阳。到了傍晚，在晚祷之后，分发上供的食物，他也分得了一份。不多，但比他原先能吃到的多。他佯装是香客。没有人问他什么，开始的几天他就是这样过的。但后来有人注意到了他。他被质问，便道出了他的故事。寺庙的人没有把他赶出去。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慈善的人，建议我爷爷当代书。他准备了简单的纸笔，我爷爷就坐在土邦宫廷附近的人行道上，跟其他代书一同为人写信了。
　　大部分代书都写英文。他们为人写种种状子，帮他们填各式各样的表格。我爷爷不会英文。他会印地语和他当地的语言。镇上有许多人是从饥荒的地区逃来的，想要告诉家人消息。所以，我爷爷有工作可做，而且没人嫉妒他。别人也受他吸引，因为他穿的是祭司的衣服。不久，他的生活就好转了。他晚上不再在寺院逗留了，他找了间适当的房间，把家人接过来。随着他的代书工作和他在寺院结交的朋友，他认识的人愈来愈多，不久他就在土邦宫廷中谋得了一个职员的位置。
　　这种职位是安全的。薪水不很高，但没有人会遭解雇，别人都对你挺有礼貌。我爸爸很满意这种生活。他学英语，中学毕了业，不久在政府机关中的职位就高于他的爸爸了。他成了邦主的秘书之一。邦主的秘书很多。他们穿着令人侧目的制服，在那镇上被人视为小神明。我相信我爸爸希望我继续他的路，继续往上爬。我爷爷逃脱寺院社区，我爸爸则似乎重新发现了寺院社区的安全性。
　　但是，我心里却有造反的小鬼魅。也许是我听爷爷讲了太多次他的故事：他是如何逃家、如何恐惧未来，在那些可怕的日子中只向里看，无法看周遭的世界。我爷爷年纪愈大愈愤慨。他说他寺院社区的人太愚蠢了。他们眼睁睁看着灾难来临却什么也不做。他自己，他说，到了最后关头才逃走，而这乃是为什么当他来到大镇之后不得不在寺庙的院子里躲藏，像个快要饿死的畜生。这可怕的字眼是他亲口说的。他的愤怒影响了我。我开始觉得，我们在邦主和他宫廷周遭的生活也不会长久，那安全感也是虚假的。这让我恐慌，因为我看不出我能有什么方法防止我们的崩溃。
　　我相信我已经可以采取政治行动了。印度充满了政治。但独立运动在我们的土邦不存在。那是非法的。虽然我们听说过那些大人物的名字，听说过他们了不起的作为，我们却只能远远地看。
　　这时，我已上大学，计划是我拿文学士学位，然后或许可以取得邦主的奖学金，去念医学或工程。然后，跟土邦学校校长的女儿结婚。这些全都是定好了的。我随它，但觉得事不关己。我在大学愈来愈散漫。我搞不懂文学课程。我搞不懂《卡斯特桥市长》在说什么。我搞不懂那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搞不懂其中的时代背景。莎士比亚好一点。但是，我不知道雪莱、济慈和华兹华斯在说什么。读他们的诗时，我曾想说：“可是，这根本是谎言。人不是这么想的。”教授要我们抄他的笔记。他念，一页一页地念，我们写。我记得的主要就是这件事。由于他想要把他的笔记念得简洁，他从不说“华兹华斯”，而只说“华”。他只说“华”，“华”做这个，“华”写那个。

1  萨默塞特·毛姆的造访
2  第一章
3  第二个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