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是日中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日中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民间，更是在政府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日中两国政府经过多轮友好的协商谈判，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宣布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从而使日中两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日中关系正常化终于得以实现，翻开了日中友好交往史上新的一页。1974年我之所以能够踏出国门到中国访问，以及其后34年内数次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也正是得益于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一方面日中邦交正常化给我提供了访问中国的契机和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我的身体力行，我的访华经历又为日中关系的友好、健康发展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br> 在这里，先把我访华前的日本政府所面临的局势作一简短叙述，以方便读者能够更加清晰透彻地了解当时我访华的时代背景，以及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来龙去脉。<br>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坚持对美国“一边倒”的追随外交政策，虽然日本政府在60年代因日美安保问题以及日美经济摩擦等问题出现离心倾向，但其对外交政策只是进行了细枝末节上的政策微调，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日美基轴”这一方针路线。所以说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受美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战败后一直到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期间，日本处于美国对日单独占领期，没有外交权可言。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受制于美苏冷战的需要。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新中国政府成立以后，日本也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外交上不予承认的政策。<br> 正因为如此，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日中交往仅限于民间以及一些半官方的往来，尚未有官方的正式交往。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的“大力发展民间交往，以民促官”的建议受到日本经济界的普遍欢迎。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为日中邦交正常化打下坚实基础的两位人士：前通产省大臣高碲达之助和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先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恢复邦交前的务实的沟通、交流，才推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顺利进行。1962年11月，前通产省大臣高琦赴华，与廖承志会长签订了日中贸易备忘录(《日中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开启了日中关系史上著名的“备忘录贸易”的发端。日中贸易备忘录取廖承志会长(LIAO)和高碲先生(TAKASAKI)姓氏的首字母，故而简称为LT贸易，LT贸易模式当时在日本特别是日本经济界名噪一时，颇受日本经济界的欢迎。1964年4月，日中双方达成了由高碲达之助和廖承志首倡的在北京和东京互设办事处的协议。这是日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日中关系由民间转入“半官半民”阶段，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了很好的铺垫工作。<br> 但是好景不长，是年11月，自民党内“亲台派”的佐藤荣作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担任总理大臣，而且一做就是7年半。佐藤执政的7年半时间里，推行“日美韩台联合遏制中国的战略”，从而使刚刚起步的半官方性质的日中贸易停步不前，民间贸易也陷入了低谷。<br> 佐藤内阁时期一直对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阻碍日中民间的友好交往。特别是在其政治生涯的后期，他疯狂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等诸多方面使得本就脆弱的日中关系急剧恶化。但由于日本国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潮流势不可挡，日中友好团体等各民间团体、财界著名人士等纷纷向中国政府做出友好表示，相互间的友好交流往来日渐频繁，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自民党内阁的政策取向。<br> 除了日中两国民间作用之外，美国绕过日本而接近中国的“越顶外交”——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给长期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佐藤政府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无疑对日中邦交正常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对当时《上海公报》提出的“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异议。美中双方确认，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国际争端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两国不在亚太地区谋取霸权，也反对任何第三国在这一地区确立霸权。<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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