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乡下男人
这不是臆想，我一直感觉在某一个黄昏或上午，父亲会背着一个帆布行囊远足而来，会用他憨厚的影子堵住我正门的光线，那时有一个很不能概括的念想：“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进城来了。”
这时，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当时的时间形貌，居然有那么几分近而远的缘由，但我明白，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是永远住在乡下了。
这是父亲一周年的忌日。崖畔上横断着一枝亮黄的迎春花，春天的植被像世界地图一般，散淡地铺设在崖的周围，崖下的土窑内是父亲的家，阳光直截了当地照进洞内，那一口红玫瑰花色的棺木横放着，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被装殓在里面平躺着，成为一个戛然而止、无法再继续坐起来或站起来的存在。无往而不胜的岁月，一个完好如初的空间，他一生的里程，搁浅在了这个大匣子里。我跪卧在地上，点燃一堆亿万元冥票，有风丝绒般吹来，那灰烬很是舞蹈一番。这种无告的陌生竟伴着我那么多绝望和酸辛，但我却无意怨恨它，反想到有一双厚实的黑手在抖擞着收取女儿送他的这一份殷实的家资。
人生真是一个过程。我是1969年认识父亲的，在这之前父亲的绰号叫跑毛蛋（沁水县十里镇方言，意指对生活不负责的人）。在这之后，我3岁，随母亲改嫁而来。母亲嫁时骑小黑驴款款地从田畦的小路蜿蜒而来，给满世界秋阳注一剂斑驳。父亲的兴致随驴屁股的一声疼痛而“得得”高昂，母亲的笑便暖昧得意味深长了。而一路的累乏，让我懒得兴致，也就是说，三岁的我还记不得多少当年的往事，只记得之字形的路走到天黑。父亲的家是一眼土窑，墙上的许多洞和地上的许多洞是老鼠的家。父亲后来用许多玉米芯塞住了那些洞，那些老鼠很是无奈地和人一样光明地在窑洞里生活了几年。这期间，父亲到太原的西山煤矿，为了像个男人一样活着养家，决定下坑。因井下塌方，俗世的父亲害怕把小命丢掉，脑袋冒出泥地的一刹那间，决定逃生。父亲黑炭一样逃回老家后，前后走了不到一个月，父亲的名声越发地败坏了。
这里我不得不说我的爷爷，爷爷是被远一些年扩军扩走的土八路，后来得益战争的最后胜利，身份转成了南下干部。正遇荒年，失去音信的奶奶无法养活父亲，作为对丈夫的报复心理，想把父亲丢在山里让狼吃了。
可想我那位后嫁走的狠心的奶奶和不留尾巴的爷爷。
父亲是被本家一位小爷从山里找回的。父亲的一生便是依靠这几位叔伯爷爷的呵护成长起来。父亲因了环境和山性而长成“三不管”式的人物，即：小队管不住，大队管不了，公社搁不住管。浪迹山野，直到后来老家懒小子层出不穷，我个人认为与父亲关系重大。说此话时要是早两年，估摸着我屁股要落两巴掌。
父亲的家就是我后来的家。我的老家叫山神凹。这个名子需让我反复记起，它不仅是我父辈生存的地方，而且在抗战年代，是八路军的一个地下印刷厂。这在我另一篇文章中有大的叙述。我的家族本不姓“葛”，从祖坟的墓碑上刻的姓氏看是姓“盖”。姓氏的过程也得怨我爷爷。当时大字不识一斗的爷爷被扩军扩走时，有军人问，你们家姓甚？爷爷很光荣地喊姓“盖”（盖姓念葛）。那军人说，知道，姓“葛”。用毛笔工整写下。一个“知道”断了盖姓家族的香火，从此“葛”姓在山西十里镇山神凹广延。这大体可信，族人淳厚，还不大懂得“冒”姓。
老家没什么风景，有山。有人住的和羊住的窑。羊住的窑比人住的窑大，因羊多而人少。羊多，族人便穿生羊毛裤、生羊毛衣。父亲因此而会织毛衣，现在的男人对此狗屁不懂。逢年过节家穷买不起鞭炮，父亲领人到山和山的对顶上甩鞭。牛皮辫的长鞭，长鞭一甩，因山大人少，回声也大，脆生生漫过村庄直铺天边。天边并不能看真，支棱着耳朵听，从另外一座山顶上，传来回应，生生的，凝成千百年一气，滚滚滔滔。山里人兴奋得激动出窑，听我父亲隐隐然鞭斥天宇的响彻，能把你的心吞得干干净净。这种甩鞭和赛鞭过程，要延续过正月十五，十五过后老家的山上没什么内容，赤条条地与荒漠的群山对峙。荒山沟里，父亲开始了他生长期的旺盛。
父亲是一个高智商的人（用现代的话说）。他不太懂音乐，但是他夏天打一条蛇，从马尾上剪一缕马尾，再从大队的仓库里偷一段竹节，三鼓捣两鼓捣，一把二胡从他手上流出了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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