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还都，台湾光复，我在1946年接受了台湾大学陆志鸿校长之聘，前往台北创立台大文学院。随后子恺也来到台湾举行个人画展。记得那时，我从上海带去一坛三十斤的绍兴酒，要请子恺来家便饭时开怀痛饮一回。他听说有好酒，便欣然接受我的邀请，但提出意见说，那坛酒打开就得吃完，单只我们两人恐无法消受。他劝我不如把那坛酒搬到开明书店（他下榻的地方），邀范寿康和开明的同人共饮，一次把它吃完。我只好遵照办理。他回上海的翌年，便寄给我这幅现在还挂在客厅中的《好音》。画的是两个人坐在茶馆品茶，前头挂着一个鸟笼，中有呜禽正报好音。题款是“寄歌川琴如兄，子恺，丁丑春”。这是我所宝藏而未毁于战火的，唯一的子恺的画。子恺在1975年作古，这画也就变成了一幅古画。对物怀人，使我不禁想起我生平的事业，是和子恺的提携分不开的。
现在让我从头细说吧。我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秋，前往日本求学，企图考上最后一年的公费。子恺迟我一年东渡。我考取东京高师，获得省公费，可以安心读书，完成学业。子恺进入川端洋画学校，学习西洋绘画。我原来也是想学画的，因为没有公费，只得放弃。子恺自费留学，不能居留太久，学了一年多便回国了。我们因所学不同，在东京时竟没有机会互相结识。
我考取公费后，入学一年，到1923年暑假，便回国省亲。在上海遇到高师毕业的同学黄涵秋，他那时在新创办的上海立达学园任教，便介绍我给立达学园创办人之一的丰子恺相识，并邀我在学园便饭，同席除丰子恺外，还有朱光潜等人。席间，大家谈到章锡琛脱离商务印书馆，正计划另创开明书店，子恺邀我入股，所以我就成了开明天字第一号的股东。
开明成立后，由子恺的老师夏丐尊任总编辑，丰子恺、王文川等人任编辑。初期以出版中学生读物为主，发行定期刊物《中学生》及综合性的《一般》杂志。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一般》上发表的。那是一个短篇小说，题名《诞生日》，由子恺采用，才有问世的机会，对我有莫大的鼓励作用，而引我走上文学的途径。
我的第一本书，是英汉对照的《娱妻记》（英国哈代原作），也是子恺给我介绍到开明出版的，在排版时他亲任校对，为我的译文润色不少。以后我不但继续在开明出书，而且到1930年，夏丐尊还把我介绍到中华书局任编辑。这样一来，我有了固定职业，可以在上海留下来，投身出版界，开始了我的文笔生涯。这一切都是由子恺的热心援手而获致的。
我在台湾一住就是十七年。1949年以后，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绝，连与家人通信的权利都被剥夺，当然留在大陆的子恺，也无法一通音问。1964年我应聘往新加坡教书，可以自由与家人亲友通信，但因不知子恺的通信处，也一直无法和他联络，满以为我亲自回大陆，一定可以看到许多隔别三十年的老朋友，不料在十年动乱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许多人受到摧残，有的甚至受到折磨，含冤死去。我们从海外回去的人，连自己的家属在和我们见面之前，都受到警告，不许透露生活实情，朋友更是不相见，所以我说要去看子恺，他们只好假装不知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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