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一个女士问道，男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的爸爸改称作父亲的？我一时答不上来，想必那是自己也为人父的时候吧？其实，即使在文章里或者在与别人交谈时称及父亲，尤其是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叫爸爸的呀，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br> 父母是随我调入深圳大学不久之后的1999年，迁来深圳和我同住的，此前他俩一起在江西生活了四十多年。父籍安徽滁州，母籍湖南汨罗，却都忘不了岭南是他俩的爱情的起跑线。父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修粤汉铁路，经过湘东北，认识我母亲，然后将她"拐"了出来。我外公当时应该是有一些田产的小财主，哪里高兴自己的千金被一个来自外乡的铁路穷困小职员蒙走。无奈，我母亲对外公一向的重男轻女忿忿不平，携了两样简单行李毅然启程，随父亲山水兼程一路到了韶关、广州。父亲在韶关铁路工务段待的时间稍长，我姐弟就出生在那里。父亲谈起过的一句相关文学的话语是：杨朔的弟弟在我们韶关工务段。至今回忆那段近似私奔的经历，八十多岁的母亲依然两眼灿灿生辉。我们姐弟看过母亲婚后不久的一张黑白照片，旗袍端坐，烫发螓首，美目丰仪，令我五姐弟一致顿足：造物不公，遗传安在？！<br> 父亲这一辈子，年纪越活越长，地方越呆越小，从广州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到南昌铁路局，最后呆在赣西的一个叫彬江的四等小站，在那里干了二十年之后，提前终结了自己的工作。之所以提前，是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还有退休顶职一说，在我母亲的劝说下，他的财务会计一职，由我下乡几年的三姐顶替。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弃城市而择小镇，主要原因可能是多子女家庭，在城里生活大不易。母亲因为多子女，早年就放弃了工作，后来就没法再进人职工行列，这也成为她终身的憾恨。所以每当谈起左邻右舍的女职工能够吃劳保、有医疗，母亲便不免无限向往。小地方，可以做家属工，挑土方、打石头、装车皮……总之，哪些活累、脏、报酬低，就是家属工——临时工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干的，这种临时工扛苦累脏活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那时候，也是有活干总比闲坐家里强。无论阴晴雨晦、酷暑寒冬，家属工都系着绑腿、戴着草帽、挎着水壶，在采石场、专用线上奔忙。去年我回去看过，一座绵延几公里的大山早已采完，甚至下采几十米。如今都已寂寂如空，只有一些老弱留守。那是不止一代人的青春祭奠啊！<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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