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故事：别问人生是什么
我相信，在我的这本书中，生命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一定很高，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刻意，而是这两个字每天都会莫名其妙地走进我的脑海里几次。
我的工作是和人打交道，尤其采访“东方之子”，一句“浓缩人生精华”，更是要求自己必须像个看客，看一个又一个采访者如何在生命的舞台上触目惊心地演出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富于变化的。自己年轻时很单纯，曾经以为对生命知之甚多，随着自己的成长，随着眼前别人生命故事的接连上演，生命到底是什么，已经越来越是个疑问。
虽是一个看客，看着别人在舞台上演各种各样的生命故事，却不会总是一味地鼓掌或叹息，毕竟自己也是个演员，也在自己的生命舞台上翻滚与挣扎。有些生命的故事是相通的，而有些又太过不同，但正是在这很多的不同之中，我们明白了生命的万千可能。
季羡林
住在北大朗润园的季羡林老先生，作为学者写成的那些专著，我们绝大多数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听说过，打算拿来一读怕也是读不懂的。但这并不妨碍文化人会把季老当做一面旗帜。因为读不懂的是他的专著，而更深刻却容易读懂的是他生命中的无数故事和人生态度。
有一年北大开学，一个外地的新生入校，拿着大包小包，走进校园后，实在坚持不住了，便将行李放在路边，正在为难之际，见前面来一布衣老者，于是请求老者帮自己看一会儿行李，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这位新生如释重负地去办各种手续，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新生回来，老人仍在尽职尽责地看守着行李，谢过，两人分别。
又隔几日，北大召开开学典礼，这位新生惊讶地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为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一直不知道，那一瞬间，这名新生的感触是什么，但我想，对于季老来说，那件事已是很自然地忘记了吧？
多年以后，又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季老和学生中间上演。
新学期，一群年轻的学子相约着在一个中午去朗润园看望季老，到了门口，却开始犹豫：正是中午时分，会打扰了老人的休息吧？于是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主意，众多学子用一根树枝，在季老家门外的土地上，留下各自的问候话语，然后欢快地离去。
这是我在北大听过的最美丽故事之一，而把这个故事上演给季老是一种后辈给前辈的尊敬。已经不太知道，年轻时的季羡林是一种怎样的性格，但到了晚年，季老总是平静的，即使在夫人和女儿相继去世之后，我见到的季老，依然没有把那份忧伤写在脸上，平静中有了一种对生命中酸甜苦辣滋味的超越。
但季老的内心真的是平静的吗？尤其在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经历了这个百年。
听一位北大的朋友讲，在北大百年那一个喧闹的庆典之中，常常见到已是八十七岁的季老一个人在树林中或是未名湖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这个时候的季老是平静的吗？
启 功
我们都习惯于把启功的全名理解成“爱新觉罗?启功”，但他自己却坚决不这样认为：“有人给我写信来，信封上写着：爱新觉罗?启功，那我瞧都不瞧。有的时候我告诉人说：查无此人。你要到公安部查全国的户口，没有一个叫爱新觉罗?启功的。”
我们习惯把启功先生理解为大书法家，但他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一位老长亲要我的画，他第二句话就说：你别落款，让你的老师给落上款。这下子给我的刺激很大，我这字不行啊！他不要！这样子我就发愤练字，干吗呢？就为在画上能题上字好过得了关，及格。多年以后，……书法家协会主席退了，我有事正在上海，协会缺席判决：让启功当主席，这下子又给我增加了一点儿虚名。事实上，我那字没当上主席时还好点儿，现在当上这主席，大伙都要求给写字，这一下子就成了大路货了，都是伪劣产品。”你看，启功老先生就是这样，你说一他偏说二,以让人接受的小恶作剧为乐，你指东他偏指西的一个被采访者。按理说，这样的被采访者是最糟糕的，但启功先生却是我最喜欢的被采访者，因为他正是通过幽默以及把人们看重的东西看淡来体现着一种深刻。
启功老先生的幽默出了名，路遇学子，人家问他最近怎样，他答：“不好，鸟呼了。”众人不解，启功老先生解释：“一场大病，差一点乌呼了，鸟字不是乌字差一点吗？”
众人皆乐。
我采访完先生之后，启功老问：“什么族？”我答：“蒙古族。父亲蒙古族，母亲汉族。”启功老一乐，接着双手举上头顶，手指却耷拉着，我不解，启功老又一乐：“咱俩一样，纯种狼狗耳朵都立着，不纯的耳朵才耷拉着。”
于是我们开始一起乐。
但是也有启功先生乐着说，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的事儿。
有一天半夜，启功先生突然胸口发闷，憋醒了，以为是心脏病，这下子坏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呢？我想要有就写下来点儿，假定叫遗嘱吧！总得有点儿内容有点儿题目，想一想，也没什么事，这样就睡着了！”
启功老是睡着了，但他讲过的这件事却让我睡不着，加在启功先生身上的盛名实在是太多了，但夫人多年前就已去世，加上没有子女，于是让一个国宝夜半时分醒来一个人孤独地想后事，这种感觉实在不好，幽默有的时候是喜剧，有的时候未必。在每天快快乐乐的启功先生面前，我总是觉得：笑容有时和严肃离得很近。正如他的好朋友张中行先生所说：“如果仅仅看到（他的）幽默就会上当，他风趣的后面更多的是严肃。”
张岱年
采访张岱年老先生之前，他年轻时的为人与处世方式给我留下了狂傲的印象。
初中毕业时就写下了终生志愿：“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
十九岁考上清华大学，因不愿意军事训练而退学，后又上北师大，喜自学，不爱听课。
二十多岁时，胡适在中国文化界可谓一棵参天大树，但张岱年先生敢于对胡适先生的某些观点提出全面批判，让人看出后生的勇气来。
带着这些年轻张岱年留给我的印象，我走近了老先生。他的家中面积很小，书占去了大部分空间，物品摆放杂乱无章，家具陈旧而不讲究，中秋时的月饼时至寒冬还在家中放着。由于家中无洗澡设备，因此必须去公共浴室，但年已过八旬，腿脚不便，洗澡成了他们老俩口最担心的大事。
而坐在我面前的老先生早已不是当年后生可畏的张岱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历尽坎坷，性格早已外圆内方。
有时老先生一句话要重复个两三遍，对人的态度多少有些谦恭，早年的那个张岱年是不见了。面对这种变化，我的心不停地下沉，因为我知道，变化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对他的冲击和洗礼。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一些熟人见面如同不相识。
文革中住房被换成小的，不敢违抗，于是卖掉四平板车的书，又卖掉一个书桌。
1958年被下放劳动，农民对他表示同情，让他感慨万千，同时反思：自己遭受厄运是自己狂傲不慎所致。
文革中参加劳动，由于喝水不易，养成早饭后喝一杯水，午饭前一大杯，午休后一大杯，晚饭前一大杯，其余时间不喝水的习惯。
年轻时希望自己成为学术大家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开始得过且过。
…………
改革了，开放了，张岱年如同经历了漫长的冬眠，终于开始慢慢地复苏，重新走上学术之路。但年轻时的那份傲气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荡然无存，谁还能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采访结束，老先生和夫人（冯友兰先生的堂妹）下楼来送我们，张老脚踏布鞋，身上穿件蓝呢大衣，这是他1955年置下的家私，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上面只剩下一粒扣子。
我说了一声“保重”，然后与老人分别，至今未再见面，不知洗澡问题有没有好好地解决。
杨振宁
一个科学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不太好下结论。但与杨振宁交谈，却很容易找到一种面对大师的感觉。这恐怕是杨先生所关注的问题和好多有关他的故事，都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
不太肯下定论，但相信以下这句话是出自杨先生之口：“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我想能拥有这份感悟的科学家，关注点当然不会只在科学本身。
1977年1月30日晚，在以杨振宁先生为会长的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协会举办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晚宴上，杨振宁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说道：“邓副总理的访问是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发展，国际关系从此开始新纪元。”
相信熟悉他的人不会为他讲出这番有穿透力的言语感到惊奇，因为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先生就成了来华探亲的第一位美籍华人。争得这个第一，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夹杂着历史分析后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非常多，但如杨振宁般远远超越科学达到另一个高度的大师并不多。也许话还可以反过来说，也许正是视线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杨先生才在自己的本专业上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
和杨振宁有关的故事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和邓稼先的故事。邓稼先是我国的两弹先驱，他和杨振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但各自的道路却迥然不同。
七十年代初，当邓稼先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时，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理面容。
当我采访杨振宁先生时，邓稼先已经去世很久，我陪着杨先生和夫人去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当然所谓的扫墓只是把骨灰盒从架子上拿下来，然后拂去上面的浮土，但杨振宁先生却做得极其认真，当骨灰盒上的浮士被他细心拂去后，我觉得，拂去的还有历史在他们两人友谊之间制造的距离。
如此密切的一对朋友，却有着两条迥异的人生道路，而赢得的尊敬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杨先生一生都在面对鲜花和掌声，而邓稼先却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做事，在人生终了之后才面对永远的尊敬。
不过对于他们两人来说，真正永恒的是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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